观点评论】  第 984 期 2008-10-30
作为文化形态的图像
——《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评介
杨小民 点击: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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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时代,电视、电影、绘画、摄影、广告、设计、建筑、动漫、网络、游戏、多媒体等互为激荡汇流。在这个充满求新变异的图像消费社会里,人们用以了解生活、研究世界的方式已经转向,正试图建立一套以视觉性为标准的认知制度甚至价值秩序。针对视觉图像的研究是西方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新研究领域中的基本课题,而在中国只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韩丛耀教授从事图像传播教学,曾留学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从事图像学研究的韩丛耀教授有较好的学术背景和丰富阅历,刑警、摄影记者、军人、大学教授他都当过;主持过法国科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研究项目《图像符号与视觉建构》,也主持过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出版史研究》,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他数次攀登珠穆朗玛主峰,挑战生命的极限;带领学生重走长征路,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之间;组织学生走向圣地走向延安,再问“文艺到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远赴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瑞士、等国家和台湾访学或讲学。他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出版著作、教材24部。近日,他的又一部专著《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图像学研究领域的又一理论成果。
  图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我们可以从各个视角去审视它,图像研究的目标是揭示图像所显示的意义。而图像研究这种跨文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本身就充满着各种挑战和智力的伸展空间。本书正是在此研究背景之下,以洋洋33.8万言娓娓道来,语言精当,颇显作者的学术功力和知识素养。与其说这是一本著作,倒不如说是作者的读书笔记或是个性化思考轨迹,他曾带着这些读书笔记周游世界,“干着世界上最蠢笨的事,也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不求其他,只愿思想能与身体同行”(韩丛耀语) 。
  图像学研究是一项跨文化研究的课题,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西方学者在图像学研究领域走的更远一些,因此,书中引用了较多西方学者的图像研究理论成果。书中随文附有106幅插图,与文字互补互证,相得益彰。为了方便阅读,作者试图形成一种由浅入深、由具象到抽象的阅读和认知链接,作者认为:有梯度的阅读导向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
  全书从四个角度对图像进行深入的阐释和分析。首先,从视觉图像的角度来看,图像/视觉在人文科学、公共文化等领域如日常生活景象般的时时发生着。在“文化转向”的裹挟之下,禁锢在图像中的言语信息涌出大量的话语文本,形成了所谓的视觉主义:人们自觉重建一种文化的能力、或将社会予以视觉化。人类正使用一种图像/视觉的跨学科研究的新方法来了解文化、了解社会,本书从视觉信息的社会建构、视觉能指的语义结构、视觉图像组构等方面对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进行研究。
  其次,从图像自身的角度来看,图像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图像的自我指涉、图像与周遭的问题,对此做出深究和探讨有助于人们谨慎审视图像自身或关于图像的图像问题。人们不但要认知图像,还要发现图像及被图像迷惑的所有经过,确立一种“零度阐释”的图像态度。为此,本书对图像的迹象性,图像的相似性,图像的象征性,图像与现实等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再次,从图像与文本的角度看,在这个视觉文化的时代,图像/文本的互文、揭露、隐蔽、真相、虚位和体认给了当代人太多的说辞。图像成为唯一的在场,话语也集中在视觉事物之上。作者对图像的现实状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以不同于符号学家、语言学家的角度揭示图像的现实意义。本书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图像受众、图像文明与书写文明的比较,图像的诠释与拒绝和图像的综合性阐释等内容上。
  最后,从图像与话语的角度切入,在人类的视觉历史上,尽管图像一直受到不公的对待,因为人们总是习惯“把词语置于视觉之上,言语置于景观之上,对话置于视觉景观之上”,但是具有了图素和像素双重特性的影像却承载着当下文化的重量,人们总是试图从影像中发现一种文化意义或社会建构的模式,影像所拥有的这种“政治力量”赋予了它在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传播形式的地位。
  毋庸置疑,图像为人文社会科学在符号学之后的重新发现,成为视觉文化的核心。
  本书装帧设计由韩丛耀教授亲自操刀,立意新颖别致,“图像”用黑色和灰色作“镜像”的正反处理,在视错觉与视幻觉的作用下构成了虚幻的空间效果。与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标志一样,本书也使用中国元素——印章,居中置放,微微凸起,纯正的“中国红”释放的是热情和自信,与作者性情相恰。尤其牛皮纸的使用使本书具有了“平民”化的色彩,朴素中蕴涵着亲和力。整体设计格调大气简约,严谨而不失优雅,可谓“低调的豪华”。
  封面的“点睛”之处则是借用了比利时艺术家马格里特(Magritte)的作品《这不是一根烟斗》(又名《形象的背叛》),马格里特用超现实的图景干扰理性思维的正常逻辑,利用制造出来的矛盾去揭示生活本身的深奥、复杂甚至荒谬,从而颠覆或者质疑“图像是再现真实”的论断,这幅作品具有图像学标本的典型意义。像马格里特在艺术创造中彰显出的思辨性一样,韩丛耀教授也用诗人的眼睛与哲学家的思辨方式对图像进行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
  有必要提出的是就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四川省汶川县突发8.0级大地震,此时,韩丛耀教授正在出差深圳的路上,面对人类史上罕有的灾难,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韩丛耀教授在经历了震惊、绝望、痛苦、希望之后含泪作《三色图记》一篇,随即通过手机嘱我用黑底白字附于书后,为逝去的生命哀思,为地震幸存者祈福,以永世铭记“5·12”大地震后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的英雄壮歌。因此,这本书不再是一本没有温度的学术著作,它流淌着人类大爱的温暖血液,散发着人性的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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