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第 1033 期 2010-10-20
学者之乐 仁者之风
卞孝萱先生轶闻片段
苏扬剑 点击: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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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卞孝萱先生逝世一周年,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卞孝萱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本文记录下与会人员口中有关卞先生的轶闻片段,以为纪念,薪尽火传,再次感受老学者生前的点滴。
相信自己能活百岁
  卞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始,就利用工作之余,刻苦自学,曾作为范文澜、章士钊的研究助手。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出版各类著述合计共37种,发表各类文章近400篇,总字数逾千万。先生锐意于新领域的探索,尤其是2000年即76岁以后,更是佳作不断,先后出版《唐传奇新探索》、《唐人小说与政治》、《郑板桥丛考》、《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冬青书屋文存》、《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同时又主编一千万字的《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多为耄耋之年的力作,其中《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备受学界称道。老先生之所以能保持如此旺盛的斗志笔耕不辍,正是自信有一副强壮的身子骨,时常给人矍铄乐观、红光满面的精气神,因此未曾封笔,耕耘不息。那时候大家都期盼着能为先生庆祝百年寿辰,临终前数月,许结、张伯伟老师去看望先生,劝其安心养病,但先生深知自己的病情,愁容满面,言语感伤,老人家紧握着他们的手,出人意料道:“可惜我们以后不能再共事了。”天命难违,此后不久先生便与世长辞。用许结老师的话说:“先生视我们为同事,这个‘事’,既是做事的‘事’,先生一生都在不停的做事,以此为乐;又是实事求是的‘事’,做实事以求一个‘是’;也是事业的‘事’,先生此生执着于学术,热爱自己的事业,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
如何做学问
  卞先生治学融通文史,出入古今,他的唐代文史研究,如刘禹锡、元稹、唐传奇等研究,尤其精深广博,成就卓著、学林共仰。在主攻方向唐代文史研究之外,先生在近代碑传文献整理、六朝史研究、清代扬州画派研究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2000年之后,他在近现代国学史、谱牒学、书院研究方面又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道路。先生曾对学生说:“做学问厚积薄发是不错,但是也可以先打开一个洞,再从这个洞发散出去,认准一点广泛开辟,就像冬天滚雪球,先有一个核心,接着越滚越大。”他自己正是遵循这个理念,精研中国传统学问,读书不疲,以著述为乐。
  先生幼年因家境窘迫,没有条件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这对当时的卞先生来说或许是不幸,但也是他日后博览群书、不拘门派、不断创新的一大幸事。先生发扬陈寅恪的文史互证之法,继承发挥以诗证史,以文证史,大胆以小说证史,写成《唐传奇新探》和《唐人小说与政治》,在后书的导言中先生说道:“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小说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
“不用功”的老学者
  虽为扬州人,但是卞先生不局限于地方学派的故垒,学习桐城文法,严谨考证文献并阐发精义,真正做到广博会通,他说:“我不写没有新材料、新观点的文章。”这一句话看似容易,若真正付诸行动,则非挖地三尺之功而不能。正是在不懈的搜集中掌握了大量原始史料,才能从中发现新问题。卞先生长年走访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内都留有先生坚实的足迹。先生满头银发,走在校园中已成一道风景,他经常出现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古典文献研究所资料室、古籍特藏部阅览室,也许是出于对卞先生的尊敬,他还获得特许,可以自由地用南大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的钥匙自己打开书橱取书。南大图书馆史梅副馆长是卞先生最后一批硕士生,有些年轻的馆员不认识老先生,卞先生就操着浓重的扬州口音骄傲地说:“你们知道史梅吗?她是我的弟子啊。”工作人员赶紧为他拿书,以后大家每看到卞先生的身影,就赶紧叫史梅“你导师又来啦。”2008年南京大学图书馆节闭幕式上,先生被评为优秀读者,做报告时在场的年轻学子为白发老人鼓掌二十余次。
  先生的弟子们常常疑惑:“一位八旬老人怎么会精力如此充沛呢?”老人家笑着说:“因为我不用功啊。”殊不知先生的用功程度即使年轻人也望尘莫及,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晨七点半开始,至中午十一时半,下午两点至六点,晚上十点仍伏案工作。为研究陈寅恪家史,三周没有刮胡子。先生曾向大学生介绍范文澜的治学经验:“治学要‘天圆地方’。‘天’指头脑,头脑‘圆’,才灵活,能思考问题,如果‘方’,就呆板,不会思考问题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坐得住,能认真读书,如果‘圆’,就滑了,坐不住了。”但是他又对张伯伟老师说:“张兄,你不能太用功哦。”老师劝学生不要用功,似不免有违师道,其实先生是关心学生的身体。
谦和待人提携后进
  就像是一位智慧的伯乐,卞先生谦和平易,乐于提携后辈,善待他人。老先生常说自己年轻时受人照顾很多,要懂得感恩,设身处地的多为别人着想。自幼失怙,与寡母相依为命的童年在其成长中熔铸了深深的烙印,为生存先生做过很多职业,吃过不少苦头,没有钱念书,只靠母亲在私塾帮佣时认一些字回来转教给他。卞先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习教育,转益多师,自学成才。年轻时受到范文澜、章士钊等名家指点的经历令先生铭记终身,为了感激这份恩情,先生不仅对及门弟子关照有加,对其他后进的奖掖提携,也为人称道。他将自己珍藏的重要文物文献无私提供给同道,尽力为后学书稿撰序推扬,对登门访学者耐心指点。西北师范大学的郝润华教授谈起与卞先生的交往道:“先生对年轻学生特别照顾,我们读书时还没有电话,有时候我们找卞先生借书,他马上就会找来,为了不耽误我们的时间,还亲自送到宿舍楼下。想想一位年近古稀的老教授将书送至学生宿舍,令我们诚惶诚恐。”莫砺锋老师打电话向卞老借书,不多时老先生便亲自登门送来所需书籍。这种认真、亲切的态度和实际行动,赢得了学界的尊敬。
读书人不是书商
  孔子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卞先生活到黄发之年,像是一块陈年的“老姜”,让人尝到果断处事的“辣”劲和谦逊待人的“甜头”。曾在南京大学读书、现任辽海出版社总编的于景祥“曝光”了一件商业秘密:“我们社计划做一套‘凤凰’丛书,注册了商标,适逢原江苏出版集团欲更名为凤凰出版集团,发现该商标已被我们提前注册了,便派人过来商谈。当时报价一百五十万,谈到晚上砍到一百二十万时双方僵持。那天深夜我家中电话响起,家人一接电话却听不懂对方说什么,我一猜就知道是说扬州话的卞先生。老先生严肃地问:‘你们的商标注册究竟花了多少钱?怎么开价一百多万?’我说就几百块钱。先生顿时语气就变了:‘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你是个读书人,不是书商,怎么能昧着良心要这么高的价呢?最高五十万。’就为着先生这句‘命令’,最后以四十万成交。到现在社里领导提及此事还不明白其中就里。”
  于景祥说:“做编辑的知道,现在是‘无错不成书’,越年轻越自信的作者往往书中错误百出,而像卞先生这样的大家反而很谦虚地让我们挑错,亲自看校稿、定稿,他主编的书在我们社出版的共计115种,《郑板桥丛考》、《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先后获得国家级优秀古籍图书奖。记得读书时第一次文献学课上,卞先生在黑板上写下范文澜先生的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样的学者不多了。”
  卞孝萱先生晚年以弘扬国学为己任,他认为:“国学不是国货,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贯穿经史子集四部的学术体系。如果只做一门学问,是专家而非大师;能兼通四部中的两部以上学问的才是通家、大师。”
  高山苍苍,河水泱泱。大师已逝,惟以感伤。(苏扬剑)  时值卞孝萱先生逝世一周年,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卞孝萱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本文记录下与会人员口中有关卞先生的轶闻片段,以为纪念,薪尽火传,再次感受老学者生前的点滴。
相信自己能活百岁
  卞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始,就利用工作之余,刻苦自学,曾作为范文澜、章士钊的研究助手。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出版各类著述合计共37种,发表各类文章近400篇,总字数逾千万。先生锐意于新领域的探索,尤其是2000年即76岁以后,更是佳作不断,先后出版《唐传奇新探索》、《唐人小说与政治》、《郑板桥丛考》、《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冬青书屋文存》、《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同时又主编一千万字的《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多为耄耋之年的力作,其中《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备受学界称道。老先生之所以能保持如此旺盛的斗志笔耕不辍,正是自信有一副强壮的身子骨,时常给人矍铄乐观、红光满面的精气神,因此未曾封笔,耕耘不息。那时候大家都期盼着能为先生庆祝百年寿辰,临终前数月,许结、张伯伟老师去看望先生,劝其安心养病,但先生深知自己的病情,愁容满面,言语感伤,老人家紧握着他们的手,出人意料道:“可惜我们以后不能再共事了。”天命难违,此后不久先生便与世长辞。用许结老师的话说:“先生视我们为同事,这个‘事’,既是做事的‘事’,先生一生都在不停的做事,以此为乐;又是实事求是的‘事’,做实事以求一个‘是’;也是事业的‘事’,先生此生执着于学术,热爱自己的事业,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
如何做学问
  卞先生治学融通文史,出入古今,他的唐代文史研究,如刘禹锡、元稹、唐传奇等研究,尤其精深广博,成就卓著、学林共仰。在主攻方向唐代文史研究之外,先生在近代碑传文献整理、六朝史研究、清代扬州画派研究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2000年之后,他在近现代国学史、谱牒学、书院研究方面又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道路。先生曾对学生说:“做学问厚积薄发是不错,但是也可以先打开一个洞,再从这个洞发散出去,认准一点广泛开辟,就像冬天滚雪球,先有一个核心,接着越滚越大。”他自己正是遵循这个理念,精研中国传统学问,读书不疲,以著述为乐。
  先生幼年因家境窘迫,没有条件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这对当时的卞先生来说或许是不幸,但也是他日后博览群书、不拘门派、不断创新的一大幸事。先生发扬陈寅恪的文史互证之法,继承发挥以诗证史,以文证史,大胆以小说证史,写成《唐传奇新探》和《唐人小说与政治》,在后书的导言中先生说道:“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小说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
“不用功”的老学者
  虽为扬州人,但是卞先生不局限于地方学派的故垒,学习桐城文法,严谨考证文献并阐发精义,真正做到广博会通,他说:“我不写没有新材料、新观点的文章。”这一句话看似容易,若真正付诸行动,则非挖地三尺之功而不能。正是在不懈的搜集中掌握了大量原始史料,才能从中发现新问题。卞先生长年走访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内都留有先生坚实的足迹。先生满头银发,走在校园中已成一道风景,他经常出现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古典文献研究所资料室、古籍特藏部阅览室,也许是出于对卞先生的尊敬,他还获得特许,可以自由地用南大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的钥匙自己打开书橱取书。南大图书馆史梅副馆长是卞先生最后一批硕士生,有些年轻的馆员不认识老先生,卞先生就操着浓重的扬州口音骄傲地说:“你们知道史梅吗?她是我的弟子啊。”工作人员赶紧为他拿书,以后大家每看到卞先生的身影,就赶紧叫史梅“你导师又来啦。”2008年南京大学图书馆节闭幕式上,先生被评为优秀读者,做报告时在场的年轻学子为白发老人鼓掌二十余次。
  先生的弟子们常常疑惑:“一位八旬老人怎么会精力如此充沛呢?”老人家笑着说:“因为我不用功啊。”殊不知先生的用功程度即使年轻人也望尘莫及,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晨七点半开始,至中午十一时半,下午两点至六点,晚上十点仍伏案工作。为研究陈寅恪家史,三周没有刮胡子。先生曾向大学生介绍范文澜的治学经验:“治学要‘天圆地方’。‘天’指头脑,头脑‘圆’,才灵活,能思考问题,如果‘方’,就呆板,不会思考问题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坐得住,能认真读书,如果‘圆’,就滑了,坐不住了。”但是他又对张伯伟老师说:“张兄,你不能太用功哦。”老师劝学生不要用功,似不免有违师道,其实先生是关心学生的身体。
谦和待人提携后进
  就像是一位智慧的伯乐,卞先生谦和平易,乐于提携后辈,善待他人。老先生常说自己年轻时受人照顾很多,要懂得感恩,设身处地的多为别人着想。自幼失怙,与寡母相依为命的童年在其成长中熔铸了深深的烙印,为生存先生做过很多职业,吃过不少苦头,没有钱念书,只靠母亲在私塾帮佣时认一些字回来转教给他。卞先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习教育,转益多师,自学成才。年轻时受到范文澜、章士钊等名家指点的经历令先生铭记终身,为了感激这份恩情,先生不仅对及门弟子关照有加,对其他后进的奖掖提携,也为人称道。他将自己珍藏的重要文物文献无私提供给同道,尽力为后学书稿撰序推扬,对登门访学者耐心指点。西北师范大学的郝润华教授谈起与卞先生的交往道:“先生对年轻学生特别照顾,我们读书时还没有电话,有时候我们找卞先生借书,他马上就会找来,为了不耽误我们的时间,还亲自送到宿舍楼下。想想一位年近古稀的老教授将书送至学生宿舍,令我们诚惶诚恐。”莫砺锋老师打电话向卞老借书,不多时老先生便亲自登门送来所需书籍。这种认真、亲切的态度和实际行动,赢得了学界的尊敬。
读书人不是书商
  孔子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卞先生活到黄发之年,像是一块陈年的“老姜”,让人尝到果断处事的“辣”劲和谦逊待人的“甜头”。曾在南京大学读书、现任辽海出版社总编的于景祥“曝光”了一件商业秘密:“我们社计划做一套‘凤凰’丛书,注册了商标,适逢原江苏出版集团欲更名为凤凰出版集团,发现该商标已被我们提前注册了,便派人过来商谈。当时报价一百五十万,谈到晚上砍到一百二十万时双方僵持。那天深夜我家中电话响起,家人一接电话却听不懂对方说什么,我一猜就知道是说扬州话的卞先生。老先生严肃地问:‘你们的商标注册究竟花了多少钱?怎么开价一百多万?’我说就几百块钱。先生顿时语气就变了:‘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你是个读书人,不是书商,怎么能昧着良心要这么高的价呢?最高五十万。’就为着先生这句‘命令’,最后以四十万成交。到现在社里领导提及此事还不明白其中就里。”
  于景祥说:“做编辑的知道,现在是‘无错不成书’,越年轻越自信的作者往往书中错误百出,而像卞先生这样的大家反而很谦虚地让我们挑错,亲自看校稿、定稿,他主编的书在我们社出版的共计115种,《郑板桥丛考》、《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先后获得国家级优秀古籍图书奖。记得读书时第一次文献学课上,卞先生在黑板上写下范文澜先生的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样的学者不多了。”
  卞孝萱先生晚年以弘扬国学为己任,他认为:“国学不是国货,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贯穿经史子集四部的学术体系。如果只做一门学问,是专家而非大师;能兼通四部中的两部以上学问的才是通家、大师。”
  高山苍苍,河水泱泱。大师已逝,惟以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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