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第 1036 期 2010-11-20
陈骏接受《亚洲新闻周刊》专访纵论南大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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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1月5日下午,陈骏校长在鼓楼校区北大楼接受了《亚洲新闻周刊》执行主编王璞一行的深度专访。访谈围绕联合国秘书长来访、南大特色、“三三制”教改方案、国际化办学和未来发展规划等几个方面展开。
王璞:联合国两任秘书长———加利和潘基文先生都来访问南京大学,还有美国总统。此外,南京大学多位校友都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请问这其中有什么重要意义?南京大学为什么要给潘基文秘书长颁发名誉博士学位?联合国为什么这么关注南京大学?
  陈校长:确实,联合国两任秘书长都来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2002年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先生。这次,潘基文先生是在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所以影响更大。第二天他到北京去,胡总书记会见他,特别祝贺他获得了南京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我们授予潘基文先生名誉博士学位,一方面考虑到南京大学与联合国历史渊源与现实联系。从历史上看,《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中国妇女———吴贻芳女士,还有《联合国宪章》的中文翻译人杨兆龙都是南京大学的校友。后来,有7位中国人曾经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其中有3位也是南京大学的校友,他们分别是毕季龙先生、谢启美先生和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先生。我们与联合国有许多的合作项目,例如,在公共卫生管理、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联合国官员中文培训等方面一直同联合国有着密切的合作。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表彰潘基文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们特别欣赏他重视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发展,成功组织了两次千年发展目标首脑会议。我们也欣赏他重视妇女地位的提高、重视青年人的培养、重视教育等方面的成就。他现在又特别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今年8月成立了联合国秘书长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保障水、食品和能源供给,为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做准备。他的所有这些动作我们都非常赞成。
王璞:我听说您是南大培养出来的本土校长,从来没有离开过南大,学校的历史、人文在您的骨髓里,那么,在您眼中母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学校? 
  陈校长:我从1977年3月份进校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确实对南大的感情很深。我觉得南京大学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学校,这个学校以基础研究见长,基础研究氛围浓,基础学科发展好,基础研究成果丰厚。我举个例子,南京大学数理化天地生这6个一级学科都是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这种情况在全国高校很少见。这反映了学校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雄厚实力。这个学校崇尚学术,教授治学。在南京大学,受人尊敬的不是行政管理人员,而是教授,尤其是资深教授,他们因为学术上的成就被人欣赏。学校的重大决定,都需得到教授们的认可。这个学校具有诚朴的校风。这一点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说南京大学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在目前这种相对比较浮躁的情况下,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们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这和我们的校风是有关系的。我很同意许多校友回忆南大时不只一次地谈到母校的两个基本精神:一是求实精神。南大人走出校园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人,都给人实在、踏实的感觉。也正是因为求实的风格,我们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比如2007年,物理系以闵乃本院士为首的团队的“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和应用”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国家实行新的奖励制度以后内地高校获得的第一个一等奖。这个奖实际上是他们“十九年磨一剑”,静下心来做出的成果。当时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关注“半导体”研究,而他们却把目光转向“介电体”研究,这在当时是冷门的,全世界只有几个小组在研究,论文也很少。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做下来了,获得了原创性的成果。这是南大求实精神的体现。还有,我们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在2007年整体出版,这也是南大教师甘于寂寞、踏实肯干的结果。二是创新精神。敢于创新、敢于争先是南大的传统。1978年哲学系胡福明老师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就是创新的杰出代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中美合作办学机构,是中美合作办学成功的典范,迄今为止已培养了2000余名毕业生在世界各地。创办这样的中心,是需要勇气和创新精神的,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与美国人合作办学是不容易的。所以,对南京大学来说,求实和创新是两个基本点,我们的校训也反映了这一点。
王璞:南京大学优势比较明显,但与其他学校相比,您认为存在哪些不足的地方呢?
  陈校长:实际上,我们与世界其他名校相比差距还很大。最重要的集中在三点:第一点是我们的教师整体水平与这些名校相比有差距。虽然,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的一些指标在国内大学中排名是很靠前的。例如,学校拥有31名两院院士,在国内高校中排名第三;拥有85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国内高校也是排名第三。但是,我们真正的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或者说,能够在世界上引领学科发展的科学家还非常少。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今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一个很突出的任务。第二点,就是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与世界名校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虽然我们在过去的人才培养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说,今年年初一些网站和媒体报道说,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南京大学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当选为两院院士的人数和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人数均居全国高校第一位,但离钱老说的让杰出人才“冒出来”还有很大差距,远远不能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三点,我们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我们现在教师的国际化、学生的国际化、课程的国际化这些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王璞:南大眼光比较超前,在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南京大学就最早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的名校,现在很多学校也在做,请问在对外联络和国际接轨方面,他们起到怎样的作用?
  陈校长:我们从95年成立发展委员会,后来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并在美国成立了教育基金会。由于这些机构的设立和我们发展委员会的努力,我们在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第一是我们争取到了办学经费,发展委员会成立15年,发展总经费达到15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是从海外获得的,这些经费对南京大学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第二是通过这些机构,我们拓展了与海外的联系,把合作办学从教育界拓展到企业界,我们新校区的每一栋楼几乎都有人捐赠。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种工作也教育了我们的学生。因为,这些企业家、慈善家到南京大学来捐赠奖学金或助学金,获得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同学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将来他们要回报母校、回报社会,他们也要做慈善家。所以,我想这些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王璞:“三三制”的提出已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请问提出这一理念的前因后果。
  陈校长:确实,“三三制”这个模式提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三三制”中的两个“三”是表示本科教育的“三个培养阶段”和“三条发展路径”。“三个培养阶段”是指本科生在四年当中要经过通识培养、专业培养和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其中,多元培养阶段有“专业学术类、交叉复合类、就业创业类”三条发展路径,所以叫第二个“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来以后,确实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比如说,今年5月份在南京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莱文教授就索要了我的报告。我们提出这个改革方案,主要是针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是为了改变大学生过度的应试教育背景。大学生进入大学校门之前,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题海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小学有小考、初中有中考、高中有大考,得高分成了学习的唯一目的。所以,到了18岁,他们只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怎么样考试。怎样把这样的孩子培养成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高校面临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大学阶段弥补应试教育的不足,给孩子们一个全新的教育,这就是我们改革的第一个初衷。
  二是改变中国高等教育过度专业化的培养模式。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我们实行的是前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模式。这种培养模式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要具备完整性、连贯性和系统性。要达到这个目的,学生在4年当中全部精力用于学专业都不够,根本没有精力再学习专业以外的课程。所以,等到4年培养下来,到了22岁的时候,我们的毕业生只会干一件事———做本专业的工作,这与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和要求差距很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如果不给予学生一种“全人”的教育,那么他就不可能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想改革的一个出发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我们想改变过于统一的教学管理模式。过去,我们受前苏联的影响,实行的是学年制,强调教学计划的统一性,学生按专业分班,课程按学年安排,教学按统一的方案进行。结果,学生在学习进度、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上高度一致,这就扼杀了学生的个性,造成了“千人一面”的弊端,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就受到削弱。“三三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自己选专业、自己选课程、自己选老师、自己选今后的发展道路,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
王璞:请问贵校下一步未来的规划是不是往国际名校这个方向发展?
  陈校长:我们刚刚完成了学校的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根据这个规划,我们设想到2020年,学校的综合实力要能进一步提高,学校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要有明显进步,学校能够跻身到世界著名大学的行列。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提出了“六个一工程”:一是要建立一个文理工医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南大一直以文理著称、文理见长。我们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工科、医科,使文理工医这四个方面协调发展。第二,我们要建立一个享誉海内外的人才培养体系,办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这可以说是当前南京大学的头等任务。当前,虽然我们提出了“三三制”人才培养模式,但还有很多事情要跟上去,比如说课程体系改革,这个任务很艰巨。我们过去的专业化课程体系与“三三制”课程体系完全不相同,所以大量的新课程要建,老课程要改造,前沿课程要开发。另外还有教学方法问题,其中最缺少的是如何让学生拥有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能力和国际化眼光,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事情要做。第三个方面,要建一个交叉融合的科研创新体系。我们要围绕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在能源、环境、水资源、新材料、气候变化等方面改革创新、争取突破。第四个方面,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努力缩小与世界名校的差距。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1233计划”,要在10年当中建100个不同层次的创新团队,培养和引进200名左右国际知名的教授、300位杰出的中青年教师,要建3000人的专职科研队伍。第五个就是建立一个开放的国际化办学体系。我们提出了“三个10%”的指标,就是说到那时候有10%的外籍教师,留学生占到学生总数的10%,有10%的国际课程。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第六,要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学校园,使新校区成为主校区,成为校区、园区、社区三位一体的联动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基地。
王璞:再补充一个问题,我还是对咱们这个“三三制”特别感兴趣,它从一个理论框架到推广实行,肯定会遇到过一些困难,包括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陈校长: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还是很大的。第一个困难,是院系的了解和支持。我们的教师都是在专业化的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他们习惯于专业化教育。所以,实施新的教学模式后,他们有一种担忧,担忧实行“三三制”之后会不会降低人才培养的质量。第二个困难还是课程体系建设。我刚才讲到,“三三制”培养方案需要通识类课程、专业类课程、复合类课程和就业创业类课程。我们要建通识类课程和就业创业类课程,同时专业课程也要完善,要把4年的课程压缩成为少而精的、前沿的、学以致用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第三,是管理体制改革。过去的专业化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从教务员到系主任和院长,他们都很熟悉原来的体制。可现在不一样,学生到一年级结束时需要去选专业,到了三年级结束时要选方向,给院系增加了很多麻烦。选课时工作量也增加了不少。甚至同一门课不同的老师上,就有了选老师的问题。还有,我们提出“准入”、“准出”这种体制。学生要想进入一个专业,首先要修读几门课程,达到“准入”标准。“准出”是学生完成几门必修的专业课程以后准许从这个专业毕业。执行准入准出给院系带来很多的麻烦。第四,教学方法的改革。我们要改变应试教育的习惯,要实行通识教育,教学方法一定要改革。所以,改革的任务很艰巨。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学生的收获和成长,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
(李联明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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