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  第 1053 期 2011-06-20
以纯正的党性书写史学华章
记南大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
张文江 朱晓华 点击: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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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着53年党龄;
  他,在南大已学习、工作了57年;
  他的著作,曾引来美联社记者专访;
  他的团队,被史学界称为“南京学派”;  
  他,就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张宪文教授。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应该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寻找、挖掘、揭示、维护历史真相,不说假话,这既是史德,也是共产党员的品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历史研究中,敢不敢讲真话是一个考验!”这是张宪文教授对记者说的话,也是张宪文教授治学为人的写照。
“被安排”结缘民国史研究
  张宪文,山东人,1934年10月生。儿时的他,爱好广泛,喜欢体育。建国初期,在经济建设的火热年代,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曾梦想当一名工程师。1954年高考填报志愿,他报了北京、上海、沈阳等地高校的经济学专业。那时,华东地区所有高考录取生的名单都会刊登在《解放日报》上。而发榜那天,看遍《解放日报》,张宪文都没有在原先报考的院校栏里找到自己的名字,反而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名单中发现了一个叫“张宪文”的学生。更为巧合的是,当天的报纸正好登载了山东一名叫“张宪文”的劳模的先进事迹。由于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张宪文不敢确定是不是被南大历史系录取了。三天以后,南大录取通知书和欢迎新同学的信函一并寄到了他的手中,自此张宪文成为一名南大学子。说起这段历史,现年已77岁的张宪文教授笑着说:“这是我的第一次被安排。”
  在南大历史学系学习时,张宪文很喜欢考古学,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1958年7月,张宪文面临毕业,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结合班里的分配名额,张宪文认为自己会被分配到青海,正当他心甘情愿打点行装准备前行时,学校老师告诉他:“你留校了。”留校后,他很想继续研究考古,但是系主任韩儒林先生却要求他讲授新开设的课程《中国现代史》。说到此处,张宪文教授笑道:“这是我的第二次被安排。”
  那时,包括张宪文在内,整个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现代史》的老师只有两位。这门课程不仅老师少,还没有教材,甚至连参考资料都很少。面对一门无学术积淀、无史料资源、无课程体系等一系列问题,24岁的张宪文没有逃避,而是本本分分地担当起了这份挑战。他说,那时候的人都很单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安排”。多年之后,回忆起韩儒林先生的这个决定,张宪文感慨万千:“是韩先生让我与‘中华民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我的生命也都与民国史研究融合在一起了。”
以史家鉴识修民国通史
  在大跃进的年代,张宪文作为青年教师,曾带着学生大炼钢铁,也曾带着学生下乡下矿井。“文革”时期,高等教育成了重灾区,教材中充斥着大量歪曲、颠倒的史实,教学科研工作也几乎停滞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民国史研究开始“解冻”。但是,想到毛主席说的“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张宪文当时心里并不踏实。尽管如此,本着探求历史真相的学者良知,以及适应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迫切需要,他从1979年开始对民国时期的人物蒋介石等进行研究,并在民国史研究的领域里越走越深。
  张宪文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高屋建瓴的整体性的研究。他以一名史学家特有的气魄,构建了民国史的框架和研究体系,编写通史性著作。1985年,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时价6.2元的书深湖蓝色封面,装帧大气,至今看来亦不过时,然而更令人震憾的是它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当时正值政治课改革,苦于资料匮乏,这部50余万字的书刚好填补了空白,成为政治课的参考书,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后人评价说,此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大型地、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中华民国史的学术专著”,纠正了当时许多“左”的观念与认识。《中华民国史纲》的出版,使得民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都摆了出来,推动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开展讨论,从而促进了民国史研究的繁荣与进步。
  一时间,张宪文成了民国史研究的先锋,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广泛关注。美联社派专人采访了张宪文,连发了三篇专题报道。《史纲》迅速成为热销书。由于在书中,张宪文纠正了一些不当观点,并提出一些新的认识,这让当时有些人想不通,他们写了文章准备公开批判张宪文为蒋介石、国民党“树碑立传”,而台湾的《中央日报》则在头版头条刊文批评张宪文“为中共作宣传”,是对台“统战的新方式”。对此,张宪文有自己的“学术策略”,他说:“这部书是‘半步走’,学术观点本应该‘一步到位’,但是当时的环境不可能急转弯,只能弧形转弯,让大家有个接受过程。”以后张宪文的学术研究渐为学术界认同。
  1987年,张宪文还出版了《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完整系统研究抗战正面战场的著作,推动了抗战史全面的科学研究。
  2006年,由张宪文等著的4卷本220万字的《中华民国史》在南京发行,该书是张宪文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的成果,在民国史研究领域引起强烈反响。书中,张宪文教授没有再“半步走”,而是“一步到位”,这充分反映在该著作的四大特色之中:一是在研究思想、学科体系、框架结构等方面有所发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导向,以最能反映历史事实的主线构建民国史的基本框架和学术体系;二是在史料运用上尽可能掌握全面的第一手资料;三是拓展了研究领域和内涵;四是摒弃了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各学科的不同理论和方法重新认识民国史上的各种历史问题,对许多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提出了新观点和新见解。
以铁证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
  2000年,中日关系再度紧张,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作为历史学家,张宪文教授对国家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决心要勇敢地担当起搜集大屠杀史料的重任。他告诉记者,南京大屠杀那个年代,自己才三四岁,虽然家在山东,但是亲眼看到过日军杀人,自己的爷爷也曾被日军以“通八路”的罪名关进宪兵队严刑拷打,所以对日军侵华历史有感性的认识。
  “历史学者要把历史搞清楚,提供给广大民众或者政治家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历史学家应该超越情感,使历史有一个可信的理性的认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宪文教授带着他的团队开始了搜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漫漫征程。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收集、编纂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扩展史料和突破既定思维束缚,张宪文的团队十年来足迹踏遍美、日、德、英、意、俄等国及我国港台地区。虽然有专项经费,但是大家都知道,这钱来之不易,得省着花。为了省钱,他们出国一般坐夜车赶到上海,免去在上海住宿的花费。在日本,为了省钱,他们以吃最便宜的面条度日。
  2005年,28卷、15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问世,并引起日本官方高度关注,北大老校长吴树青教授称其是“南大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为国家做的第二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随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扩充至55卷,并计划在今年出版至72卷约4000万字。这部史料集涵盖了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国的第一手材料,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铁证。
  张宪文教授说,史料集总体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害方,就是日本,这里面有两大类重要的,一类是日本的官兵日记,另一类是日本的军方文件。二是被害方的材料,包括国民政府的调查材料,还有幸存者的回忆。三是西方的史料,有西方国家的外交文件和当时在南京亲眼目睹惨案发生的传教士、教授、商人、医生、新闻记者等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报道等。
以身教引领学科发展
  在南大50多年,张宪文亲历了历史学系和民国史中心的成长与发展。1984年,南大成立了历史研究所,所内建有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起初只有张宪文及其学生陈谦平两人。1993年南京大学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2000年9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2009年,教育部150个基地中评出25个优秀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榜上有名,在历史学科15个基地中,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评估排名第一位。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上,张宪文作为获奖者代表作了发言。教育部的领导鼓励张宪文教授要带领他的团队从“国内领先”努力走向“国际领先”。自此,“走向国际”成为该中心的下一个重要奋斗目标。
  2010年8月,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由南大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等世界名校共同主办,140余名民国史学者云集紫金山麓,共同探讨民国史前沿问题。这次会议让国内史学界很多人深为感慨:这么多世界知名大学学者齐聚中国真是不多见!
  张宪文平时待人和气,然而在同事和弟子们的眼中,他的严谨细致也是出了名的。2004年暑假,在《中华民国史》校对过程中,他发现了错别字和乱码后,把所有参与编写的人员召集起来,非常严肃地给大家扣了三顶帽子:不认真、不负责、不严谨。看见老师生了气,十几位中青年学者夜以继日地重新校对书稿,国庆时只放了一天假。后来,9名博士生花了三个月时间,蹲在图书馆书库一一核对史料。
  对于自己带的博士生,张宪文教授要求更是严格,学位论文常常几次反复。有的在职博士生对张宪文教授说:“以前学的都玩掉了,恐怕达不到您的要求。”对此,张宪文教授给予谆谆教导:“你吃点苦吧,让自己变个样子再回去,这有利于你的成长。”后来这名学生专心科研,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毕业后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今天他们可能会不高兴,毕业后会明白的。因为只有严格,才能学到真本事。”当记者问道为什么要对学生如此严格时,张宪文教授深有感触地说。
  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以他对学术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著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三拒省委调其出任正厅职领导,坚持留在南大从事民国史学术研究。张宪文对“中心”还提出了“三新”:新史料、新方法、新观点;“三性”:现代性、国际性、延续性。一再强调研究要经得起时间检验、历史推敲。“没有史料,观点就站不住脚”。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翻烧饼”,譬如过去丑化蒋介石是不对的,但是今天也不能单靠他的日记研究民国史,因为日记有较强的主观性、情感性、随意性,不完全真实,要坚持史料多样性及相互印证的原则。
  2009年,受党中央、国务院书面发函邀请,6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创新创业创优优秀人才代表赴北戴河参加主题为“60年辉煌成就与我国人才的贡献”的暑期休假活动,张宪文教授作为教育部文科系统两位代表之一应邀参加。
  荣誉有了,但白发苍苍的张宪文教授没有懈怠。他意味深长地说:“学术会影响政治,历史学家会影响政治家。研究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国家前途的观察,对国策的制定,对社会风气的改善,能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国家、对民族也就尽到了历史学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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