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  第 1054 期 2011-06-30
1949年之前的南大党组织(下)
华彬清 点击: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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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本报刊发90岁离休干部华彬清的专文,以向党旗下南大的光辉岁月致敬,向为南大的光辉岁月挥洒过鲜血和汗水的人们致敬。
  三、1937年7月-1945年8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危在旦夕。中大校长罗家伦也接到迁校指令。
  形势紧迫,校长罗家伦派出三路人马寻觅迁校地址。8月下旬,罗向教授会提出迁校重庆方案,得到教授会同意。23日,教育部批准。罗对迁校虽早有准备,但1937年长江军运、货运、逃难人流那么紧张的情况却在他意料之外。
  罗家伦任中大校长10年,遇到的“艰辛”实在不少,其中首推“学校西迁重庆”,而他做得相当出色。
  艰难西迁的同时,还有一批中大学生与另一批平津南下学生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从南京出发,到几个城市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到武汉后分开,中大学生继续直接去重庆,作为先期到重庆做接待工作,后改称入川同学服务团,办理同学入川的生活指导,宣传抗日救亡形势。先期到达的同学都带着南京秘密学联的组织关系,到重庆后很快与重庆各界救国会负责人漆鲁雨(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工委书记)接上关系,这对中大到重庆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至关重要,因国民党当局限定学校只能以整体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校内其它小社团不能参与。入川同学服务团深得同学好感、拥护,而且在“三八”、“五一”、“九一八”节日纪念活动中在全区(沙磁区)起了带头推动作用。
  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到校的全校同学大会,提出并通过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关于学生自治会干事的组成,按照党的《八一宣言》精神,入川同学服务团实现与国民党C.C.派、复兴社负责人磋商,并给其在干事会一定的地位,但主要领导权仍由秘密学联掌握,并任命熊德邵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黄大明为学术部长等。此后,中大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重庆市各界救国会总会还要中大出人担任区救国会总干事,经秘密学联领导商量,确定由黄大明担任,他不仅联系各大中学校、农场、工厂中救国会成员,还积极推动全区7个学校、3个工厂的抗日救亡运动,此外,在磁器口办起民众夜校、失学青年训练班等。
  1937年10月,中大迁到重庆时,重庆地下党也刚刚开始重建,经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成立了重庆市工委。
  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并走向高潮之际,开始了中大(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重建。1938年2月,川东特委青委杨述经潘菽教授找到孙运仁同学并介绍他入了党,孙运仁不久先后介绍黄大明、熊德邵入了党,并于1938年四五月间成立了中大(重庆)第一届党支部,书记孙运仁,支委黄大明、熊德邵。中大党支部受川东特委和沙磁区委双重领导。1938年4月至1939年5月,由川东特委杨述联系、领导中大支部和沙磁区委。5月后,由荣高棠接替。川东特委书记是廖志(汪平)。
  中大沙坪坝校本部地下党组织的发展
  第一届支部(1938年4月-1938年7月):书记孙运仁。第二届支部(1938年7月-8月):书记史鑑升。第三届支部(1938年8月):书记熊德邵。1938年8月成立第四届支部:书记黄大明(历届均有委员,略。下同。)。先后四届支部党员有16个:蓝毓钟、孙运仁、黄大明、史鑑升、雍龙贵、陶大镛、丁靖宇、曹诚一、曾联松、陈松岭、陈元晖、陈维诚、孙少礼、孙幼礼、陈季五、石山(靳吉甫)。
  8月以后,为了防止破坏,使党员比较隐蔽,提出成立两个平行支部,将已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出头露面的党员编在老支部;新发展的,易于掩护的党员编在新支部。新、老两个支部,只有支部书记沟通关系,支委以下不发生横向关系。
  老支部:第一任(1938年)书记黄大明。第二任(1940年)书记雍文远。老支部党员(1940年暑假前在沙坪坝校本部党员)只了解到:早汇文、管敦信、赵澧、何国祥、陈季子、雍文远、胡昌寿等。
  新支部:第一任书记石山(靳吉甫),第二任(1939年5月)书记石山。
  新支部1938年10月后新入党的有:蒋宇、方驰幸、雍文远、徐传硅、李春晖、杨静、吴宝静等近10名党员。
  新支部党员(1940年暑假)只了解到:刘兆丰、屈德先、张仕焜、白深富、涂家辉、陈俊逸、杉彬森、李佩柔、黎连汉。
  1940年暑假后中大建立党总支委员会,总支书记刘兆丰。总支领导中大新、老支部、柏溪分校支部。
  中大柏溪分校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中大柏溪分校1938年10月建校竣工,开学。有学生一千多人。1938年11月,中共沙磁区委黄大明与陈维诚到柏溪组建中大柏溪分校第一届常支部,书记孙少礼。党员有12名:孙少礼、张学孔、王断纯、胡永萱、孙幼礼、陈季子、刘兆丰、张仲明、屈德先、张仕焜、陈俊逸、李佩柔。
  新发展的党员有:曾居让、凌质彬、赵澧、何国强、管敦信、白深富、廖炎樵、涂家琛、万书元、张诺至、邱伟清、杉彬森、潘伯泉、邢玉章(校警)。
  中大柏溪分校第二届党支部(1939年暑假-1940年暑假):书记张仲明,党员有21名,他们是刘兆丰、张仲明、屈德先、张仕焜、白深富、廖炎樵、姜度、陈俊逸、文宗贵、万书元、张诺至、邱伟清、李佩柔、许成功、杉彬森、潘伯泉、邢玉章、白仲山。另有两位校外同志。
  柏溪分校三届党支部(1940年暑假后):书记廖炎樵,党员有:万书元、张诺至、邱伟清、姜度、许成功、潘伯泉、邢玉章、孙稚礼、顾诚及柏溪纺织厂一位工人。
  中大伯溪支部在校外介绍入党的有周德诚、秦芝光、邓平、陈如之、姜煊。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根据中共中央批示,中共中央南方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停止党的一切活动,绝大多数党员撤离重庆,自找隐蔽地点,转地不转党,不撤离中大的党员,自动割断与党的关系。抗日救亡运动亦随之转入低潮,但在校党员和进步学生仍坚持斗争。
  四、1945年8月-1949年4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沸腾。
  抗日为主题的时代基本结束,迎来的是以反内战、要和平的新的历史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中大(重庆)地下党发动了“一·二五”运动
  抗战胜利时,中大(重庆)有少数几个组织关系在南方局的党员:吴佩纶、黄可、胡润如,还有少数几个组织关系在重庆地下党(或直属市委书记,单线联糸,或市属基层组织支部书记,单线联系)的党员:曾卓、刘淑文、李慕唐,但是,他们不参与中大的事情。
  中大“新青社”1945年7月得到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正式批准成立。“新青社”领导小组先后由吴佩纶、黄可、刘晴波全面负责。新青社成立后,中大呈现出活跃的政治气氛,突破了皖南事变后的长期沉闷,“新青社”社员在抗战胜利后很快发展到近百人。
  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达重庆。此后,蒋毛签订“双十协定”。但“双十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蒋介石先后以八十万大军进攻上党、张家口、邯郸等解放区,被中国共产党一一粉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在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平”一波三折,令人虽喜更忧,对蒋介石的和平诚意越来越感到怀疑,中大不少学生深感有责任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使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觉察到这一动向后,经过研究,要求中大“新青社”发动一次群众大游行,把主要斗争锋芒集中到促进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上来。
  中大学生经发动后,群情高涨,但阻力不小,斗争激烈,首先是中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三青团)避不露面,进行阻挠。1946年1月21日,中大一个“特务”学生偷抄民主墙大字报上的签名,被进步学生当场抓住。这一事件使学生群情更为激愤。接着,“新青社”负责人刘晴波与学生自治会进步骨干一起发动群众改选原有系科代表,使进步力量在系科代表大会中占优势,从而迅速召开新系科代表大会,通过了1月25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决议,并在系科代表大会下成立游行委员会这样的合法机构,领导整个游行示威活动。中大绝大多数学生参加了这次以“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口号的游行示威。中大吴有训校长和百余名教授、讲师、助教以及沙磁区10余所大专、中等学校师生参加了这次万人游行示威。
  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一·二五”运动是抗战以来重庆发生的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军警宪特控制严密的“陪都”,直接向国民党政府表示了人民的政治要求,展示了人民的力量。
  中大、金大(南京)地下党发动“抗暴”游行
  1946年12月24日圣诞节夜,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北平、上海随即掀起抗议美军暴行的怒潮。消息传到中大、金大,群情激愤。杨寿南(地下党员,金大学生自治会理事长)请示了他的上级领导卫永清(代表中共上海局钱瑛联系、领导金大党员,杨寿南通过郭廷章与卫联系),卫同意发动一次运动,后杨与南京各高校联系,酝酿联合行动。12月31日,金大全体学生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市内各大学举行示威等决议。1947年元旦,在金大召开各大学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定联合行动,并成立南京大专学校抗暴联,作为运动领导机构。1月2日,传来中大变故的消息(中大系科代表大会由于事先没能通知许多进步学生代表,反动学生大肆造谣攻击,并威胁中间派学生代表:他们要退席,出席代表不足法定人数,因此没能投票通过参加游行示威的决议)。下午一时许,金大、剧专、东方语专、音乐院等校师生按时到中大操场集合,但人数不到一千。经在场记者提醒,主席团领着大家呼喊:“欢迎中大学生发扬‘一·二五’精神!”“欢迎中大学生参加游行!”……金大等校游行队伍并绕中大同学宿舍一周,又高声呼喊口号,顿时不少中大学生自动列队参加(王竹琴到校长室拿到了中大校旗,几个反动学生以系科代表大会没通过参加游行决议,围攻王竹琴,抢夺校旗,最后,许多中大学生护卫王竹琴,他举了校旗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增加两倍,声威大振。两三千人的游行队伍经新街口、国民政府,最后到达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大使司徒雷登不在,参赞和新闻处长接待,游行主席团递交抗议书,还提出惩办凶手、撤退美军、停运军火要求,要求在报上公开答复。
  中大自愿参加游行队伍一出发,“新青社”领导立即作出决议:发动同学乘胜前进,趁热打铁,务必在当晚再次召开系科代表大会正式决定第二天以中大全校学生名义举行抗暴游行。当晚召开了系科代表大会,代表基本到齐,旁听席也挤满了学生。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3日,中大全体同学进行抗议美军暴行游行,并要求其他学校一致行动。
  3日,中大全校学生举行游行,金大、剧专、音乐院、东方语专也一起共同作战。队伍到了美驻中国大使馆,学生代表向司徒雷登宣读并递交了全体中大学生的抗议书,要求美方交出凶手,依法严惩,并要求美军赶快撤出中国。这次“抗暴”运动是复员南京后高校第一次形成全市大专院校的联合行动,并成立了南京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与全国学运相对应。
  伟大的“五二〇”运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民不聊生,民怨沸腾。1947年5月10日,中大学生伙食团贴出布告:近来物价飞涨,每月2.4万元副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决定今晚召开席长会议共商办法。布告贴出,有些学生异常激愤。当晚,席长会议听伙食团干事说了剩余的副食费难以维持到月底详情,会场顿时出现骚动,许多席长争着大喊或叫骂:“官老爷怎么不来看看我们现在吃的已够糟,还要让我们吃草?”“政府让不让我们活命?”……一个川藉口音学生狂叫:“你们不要再说了,我看我们要活命,只有按照现在的标准吃光了再说,吃光了,看政府管不管,不管,我们就绝食等死!”他叫完,接着,按什么标准“吃光了再说”成为议论中心:最后多数人主张按2月28日标准由伙食团按此办理。最后,有席长建议会议作三项决议,向系科代表大会报告。次日,《新民报》《文汇报》报导了中大学生“吃光远动”新闻,“吃光运动”蔓延全国许多大学。
  1947年5月20日,京沪苏杭16所高校学生联合举行大游行。中大游行队伍在鼓楼广场与金大队伍胜利会师后,经过整理队伍,一路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等口号,由鼓楼沿中山路浩浩荡荡向南迈进。在珠江路口,遭到敌人暴力阻挡,众多学生受伤。此事震惊全国,动摇了蒋家王朝的后方基础,被党中央赞誉为“解放战争中的第二条战线”。(五·二○运动详情另文再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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