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  第 1231 期 2018-05-20
传承与创新 ——《工程地质学》教材更新记
施 斌 点击: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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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京大学工程地质学科部分教师编写的《工程地质学》教材今天终于面世了。作为主编之一,我终于轻松地斜躺在椅子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有一种如释历史重负的传承心情。
长达四年断断续续的教材编写过程,也是我了解南京大学《工程地质学》教材演进的过程,更是我从南京大学工程地质学发展历史中汲取营养的过程,并时常被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感动而被激励。
1、国内最早的一本《工程地质学》教材
国内第一本《工程地质学》教材成稿于1937年,是由当时的中央大学地质系助教孙鼐完成的。孙鼐(1910-2007),字调之,中国著名地质学家、岩石学家和地质教育家,(见照片1)。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系并留校任助教。1937年,任教仅4年即完成了《工程地质学》教材,(见照片2),年方27岁。据罗谷风教授考证,此书的成稿比孙鼐先生所著的我国第一本《普通地质学》教材还要早6年,但该书完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后,因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爆发,致出版进程被迫中断,在沦陷区尘封近九年之久,才于1946年2月正式问世。这本教材,除1950年曾增订改版过以外,还有过几次修订,至1957年2月的9版(修订本),全书字数近30万字,而累计印数达到了16500册,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我从薛禹群院士那里了解到,虽然1952年以前全国各大高校还没有工程地质专业,但当时全国许多高校中的土木工程专业都需要学工程地质学课程,因此这本教材的发行量很大。这本教材是我见到的我国最早正式出版的一本《工程地质学》教材。
孙鼐先生撰写这本工程地质学教材时,我国还没有工程地质学科,也没有相关的工程地质学师资和人才。孙鼐先生撰写这本教材的目的在该书的编辑大意中已有说明:“窃以我国近数年来,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尤以各种工程方面,大有急起直追之概,唯工程人员,对于地质知识常漠不注意,即欲参考,亦无适当之书籍,事倍功半,仍所难免,著者为应时事之要求,不揣谫陋,将本书旧稿,删削烦琐,稍加订正,贡诸国人”。可见,孙鼐先生撰写这本教材的目的是为土木工程的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普及地质学知识,以期他们在工程建设中考虑地质因素,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因此,这本教材主要介绍了与工程有关的基本地质学知识,而没有论述地质与工程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一本供土木工程学科用的普通地质学教材,但它为我国民国时期基础工程建设中避免各种地质灾害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在我1979年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四年中,我隐约记得孙鼐先生给我们做过岩石学方面的讲座,后来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有时在校园内碰见他在报廊前读报,也有几次和先生打过招呼。他是一位非常和蔼慈祥的长者,儒雅、高贵,是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在我的心里,孙鼐教授是从事岩石学的教授,与我们的工程地质专业相距甚远,但一直到我组织大家开始编写教材时,才了解到孙先生可能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工程地质学》教材的作者,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2、追寻《工程地质学讲义》 
时光来到了1952年,全国解放才三年,正处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之际,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即将开始,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工程地质工作提供关键性的地质资料,而当时全国的地质人才奇缺。从王德滋院士那里了解到,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地质工作者不到300人,富有经验、能独立开展工作的不到100人。据此可以推测,由于当时各高校还没有建立工程地质专业,只有很少几所大学的地质学专业讲授工程地质课程,因此,真正具有工程地质专业出身的专业人才几乎没有,而国家建设需要大批的工程地质人才。
为此,国家在1952年对全国高等院校原有系科进行了大调整,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地质系暂停招收四年制的本科生,而改招国家急需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勘探专业的二年制专科学生各200名,三年共招收了1000多名专科生。这对办学仅二十多年的地质系来说,师资和办学条件严重不足。为此,地质系成立了相关教研组。
第一任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教研组主任由郭令智老师担任,全面负责专业的筹建和未来的教育工作。据薛禹群院士回忆:当时教研组还有肖楠森、李玶、钱祥麟、薛禹群和李午泉等老师。面对如此多的招生人数,而学制只有两年,师资又如此短缺,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为了编写出一本适用的新教材,在郭先生的带领下,通过自学,突击学习俄语,依靠字典边看边翻译,经常挑灯夜战,终于赶在开课之前,编写出了《工程地质学讲义》。我在郭令智先生的论著目录中第23号发现了这本讲义的书名:郭令智等. 工程地质学讲义(上、下卷),南京大学印,1954。
为了追寻这本工程地质学讲义,我在学校和院里图书馆找了一个遍,仍没有找到。于是,我仔细阅读了王德滋院士主编的《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简史》中有关徐克勤、孙鼐、张祖还、郭令智、肖楠森等的纪念文章,从一些老师撰写的回忆录中和采访中,探寻这本讲义的下落,但最终还是没有结果,我很是无奈。后来我在院图书室与图书管理员小单说起了此事,他说可以在旧书网上搜寻一下。结果,我们打入相关信息一搜,一条信息马上跳了出来,是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水文地质训练班翻印的南京大学地质系工程地质教研组编写的工程地质学讲义,当时真是欣喜若狂,马上在网上付钱将它买了回来,经过了5天17站转运,终于拿到了那本讲义的包裹。我们非常小心地打开层层包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薄薄的《工程地质学讲义》翻印本,封面上还有当时使用这本讲义的学生的签名和班级。我们像翻圣经那样,轻轻地揭开那本纸质已完全发黄、很容易破碎的、散发出浓浓墨香的讲义。第一页是讲义目录,包括第一部绪论和第二部动力地质学基础,这大概是为什么在郭先生的书目中列出上下二卷的原因吧。第二页在工程地质学讲义的标题下,写有郭令智、李玶、林基良合编字样。幸亏有这个署名,不然真无法考证这本讲义的作者了。这本讲义是1955年1月翻印的,因此,郭先生等编写这本讲义的时间应该为1954年,与《郭令智文集》所列出的书单年代是吻合的。
这本讲义虽然只有94页,但在当时急需教材和缺乏师资的情况下,能编写出这样一本讲义实属不易。仔细阅读这本讲义,你就会发现这本讲义与孙鼐先生著的《工程地质学》教材比较,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了质的飞跃,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工程地质学教材。讲义言简意赅,工程地质问题与地质学知识密切结合,内容涉猎非常广泛,其中的基本分析原理和方法仍是目前工程地质学的基本内容,一点也不过时。
据陈骏院士回忆:郭令智先生是一位地学大师,具有智、仁、勇于一身的人格魅力。我与郭先生相识多年,他在我的学习和工作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他晚年坐在轮椅上的最后几年中,尽管记忆力已经很差了,但每次我在校园里见到他时,他常常老远就向我招手,还能喊出我的名字,直到最后几次,他只能向我挥手了,而我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慈祥老人,常常一声叹息,感悟岁月的无奈而更加珍惜每一天的时光。
3、传承与创新
1956年郭先生调离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教研室后,肖楠森先生接任,后来罗国煜、秦素娟、薄遵昭、李生林等老师先后进入教研室,承担起了工程地质学的教学工作,其中从1966-1971年因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没有招生,工程地质学教学中断了5年多。1972年招收工农兵学员,1977年后恢复高考。期间从1956年-1981年的25年间,工程地质学的课程教学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教材,课堂教学使用的是任课老师自编的讲义。
一直到1982年,在罗国煜和李生林二位教授的带领下,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教研室的名义,由地质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后的第一版《工程地质学》教材, (见照片5(a))。该教材的内容和结构基本上延续了前苏联工程地质学的教学大纲。随着我国基础工程建设的快速推进,工程地质学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因此,原有的工程地质学教材已不能适应我国工程地质学教学和实践的要求。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下,1990年在罗国煜和李生林两位教授作为主编的组织下,相关教师对第一版教材进行了大量的修编工作,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工程地质学基础》教材,(见照片5(b))。虽然当时为了有别于第一版的教材内容,编写组将教材的名称增加了的“基础”二字,但从教材的内容来看,具有第一版的继承性,因此它应属于南京大学工程地质学教材的第二版。在第二版教材的修编中,增加了南京大学工程地质课题组的许多研究成果,同时对教材结构进行了大量调整,形成了具有南京大学教学特色的工程地质学教材。
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本新教材,由我和阎长虹教授主编,凝聚了本学科编写小组全体成员四年来的辛勤劳动和心血。它是在罗国煜和李生林二位先生作为主编的前二版南京大学工程地质学教材基础上进行了大量修订、删改、调整和补充后完成的,在内容上有继承也有创新,因此,它也是南京大学《工程地质学》教材的第三版,(见照片5(c))。第三版教材压缩了部分章节,增加了地下工程、地基工程和工程地质灾害监测与预测等章节,将第二版中土的组织结构和土体工程地质研究两章有机合并,反映了工程地质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4、一点体会
从南京大学工程地质学教材历史沿革来看,新版教材也是南京大学第五版工程地质学教材。写到此,使我想起了郑板桥的一首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下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是的,一本教材的沿革史,不仅仅是新旧教材的更替,更是一代接一代人传承与创新的历史;它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发展史,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从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到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从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初期,到进入我国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每个时代都赋予了工程地质学教材新的内容。
培养人才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而教材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手段,编写教材是高等学校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前进,因此,教材也要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应该反映学科的最新进展。一本好的教材,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
教材是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的名片,反映了一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综合实力,也反映了一所大学大师和优秀教师的数量和质量。
教材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与创新。只有不断传承,学科命脉才能延续,而知识积淀,才能厚积薄发;只有不断创新,学科生命才能光辉,而知识兴替,才能生机勃勃。
(作者为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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