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  第 893 期 2005-09-10
粗糙、失误还是缺乏警觉?
谈张承志对傅雷的“批评”
许 钧 点击: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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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新闻界容易以讹传讹,有些媒体更有捕风捉影的癖好,所以当《南方都市报》一位我十分信任的记者朋友来电说张承志推出新作《鲜花的废墟》,在书中“批评傅雷译文的粗糙”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相信;当这位记者朋友一再说明确有其事,希望我能就此事谈点看法时,我还是怕陷入听见风就是雨的尴尬,说等我细读了张承志先生的书再说。

  一等就是一个月。先是请我的一个研究生到南京先锋书店买了张承志先生自己特别看重的《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月版),又到外语学院地下书库找到了罗歇出版社1947年版的Carmen(《卡尔曼》),然后对照着我珍藏的傅雷译作《嘉尔曼》,边对照边想,越想越憋不住,觉得有些话还不能不说。

  最想说的是读者(包括记者)的反应与作者的“举意”实在是有些差距。张承志先生写的《鲜花的废墟》不是时下流行的那种“境外旅游书”,它的举意,“首先是对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的批判。其次则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考证和注释。”(见书之“小引”第3页)对这样一部肩背着新时代的批判使命且具有开阔的历史视野的著作,无论是新闻界的特殊“读者”,还是普通的读者,似乎都缺乏对作者这一“举意”应有的敏感,更没有去欣赏张承志在这部新作中所表现出的批判精神,而是把注意力投向了张承志在书中对当代中国读者心目中最有影响的两位文学翻译家的“不满”和“批评”。

  打开电脑,浏览各主要网站,到处可见《张承志推出新作〈鲜花的废墟〉,批评傅雷译文粗糙》的文章。《据《新京报》发表的卜昌伟的那篇文章,张承志在《铜像孤单》一文中对杨绛将《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的书名译作“小癞子”颇为不满,认为该小说是“流浪汉小说鼻祖”,但因其语言诙谐,所以极易招致误读,正如中译本将其翻译成《小癞子》。细读张承志的文章,发现他岂止是对译者的“不满”,分明就是“不屑”。书中这样写道:“那本书的语言太诙谐了,这样易招误读;好像只要凑得出噱头谁都可以续作,一个中译本就干脆把它译《小癞子》”(见《鲜花的废墟》第151页)。我们也许不能断定张承志所说的那个中译本的译者就是杨绛,但《小癞子》这个译名确是杨绛的手笔。杨绛先生到底为何要将《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干脆译为《小癞子》,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张承志看来,这样干脆的译法如果不是“误读”,至少也是凑个“噱头”。对这种类似玩“噱头”的译笔,张承志自然是不屑,所以没有提一下译者“杨绛”,而是不屑地说有“一个中译本”。

  张承志的不满或不屑不是由书名的“直译”或“意译”的方法之争的层面引起的,其原因要深刻得多,在文中他紧接着这样写道:“但我们是一些前定主义者。虽然缺乏职业的流浪儿履历,却对小拉撒路他们那一套生来熟悉。我们的血统里,活跃着一种随时准备找他俩入伙的暗示——因为我们宁肯那样,也不愿做体制的顺奴。他俩确是我们的同伙,不同处顶多是,我们的形式是思想的流浪而已。”(见《鲜花的废墟》第151页)原来,张承志想说的,是中译本的书名误解了小说的精神,不愿做体制的顺奴而其思想永远在流浪中的张承志的不满或不屑看来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对于翻译家傅雷,张承志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在他的文字中,我们没有读出“不满”或“不屑”。张承志对傅雷应该是有心存感激的。首先是多亏了傅雷先生,张承志才有幸读到了梅里美的《卡尔曼》,而且张承志本人也说这部小说对他是“影响最大”的。在他还懵懵懂懂的青年时代,当他插队内蒙,“第一次捂着大羊皮袍子烤着牛粪火”读这部小说时,就被那揪心的故事吸引了。再次是这次的安达卢西亚之旅,张承志先生是手握着这本薄薄的《卡尔曼》,靠着傅雷先生译笔的指点,“走遍了梅里美笔触所及的一个个地点”。在《近处的卡尔曼》一文中,张承志数次提到傅雷,我想他对《卡尔曼》的译者是保持了应有的敬重的。

  然而,敬重归敬重,当张承志“发现”在《卡尔曼》小说的结尾处,傅雷先生删去了有关“罗马尼学”一段里的“语言学例句”时,他像自己在小引中所说的那样,“发现了于自己新鲜的东西,文字就会兴奋,快感和失度就会溢于言表”,马上便忘记了傅雷的恩惠,以一种异乎敏感或上纲上线的说法,把三顶帽子扣在了傅雷的头上:“不知为什么,傅译删去了这一段里的语言学例句。类似的粗糙也流露在对付比如阿拉伯语词的时候(如译阿卜杜·拉赫曼为阿勃拉·埃尔·拉芒)。与其说是一个失误,不如说是一个标志——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对特殊资料的敏感,也缺乏对自己视野的警觉。”(见《鲜花的废墟》第211-212页)

  张承志加在傅雷头上的三顶帽子的第一顶是:粗糙。因为删去了几个“语言学例句”,或没有按如今的译法译一个阿拉伯的人名,便说傅雷译笔“粗糙”,恐怕确实是“失度”了。《卡尔曼》一书的原文倒数第三段,傅雷确实删去了原作以“——”号引出的8行字。对于这删去的8行字,被张承志视为“粗糙”的傅雷先生在译文中加了一个在我看来极为细心的注释:“以下尚有原文十余行,均讨论波希米语动词的语尾变化,叙述每字末尾几个字母的不同,纯属语言学与文法学的范围,对不谙拉丁语系文字之读者尤为沉闷费解,且须直书西文原文,故略去不译。”(见《傅雷译文集》第十三卷第7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个注中,傅雷已经对他“为什么”略去原文的几行字作了明确交待,张承志说“不知道为什么”,看来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知道,因为他已经认定了傅雷的“粗糙”。翻译家的命运真够惨的,像傅雷这样优秀的大家,因为替读者着想,略去了几行字不译,就被戴上了“粗糙”的帽子,那么天下还有哪一个翻译家不是“粗糙”的呢?不久前上毕业班的翻译课,记得是最后一课,想让同学们了解一下翻译家的艰辛和追求,将法国李治华夫妇耗费了二十年心血译成的《红楼梦》法文本的开篇几段复印给学生,让他们对照原文谈谈自己的看法,不料学生们对照后纷纷发言,说李先生的译文这儿译错了,那儿没有传达原文的意思,听得我心里很难过,倍感翻译家的命运之悲哀:谁都可以指责译者,哪怕是把中国的《红楼梦》推向法国出版的圣殿——《七星文库》的李治华夫妇。无知者无畏,我没有责备学生们,而是在讲解中把他们的思想引向了译者的努力,让他们看到了译者的良苦用心,明白了译者的伟大所在。显然,我不会糊涂到在此将张承志先生与初学翻译的学生相比,因为张承志说傅雷的翻译“粗糙”,不是不懂,也不是随口说的。他的批评是很严肃的,因为张承志还给了傅雷第二顶帽子和第三顶帽子,而且一顶比一顶沉重。

  第二顶,叫“失误”,我在此略去不谈,因为在文章中,张承志没有过分纠缠于此,而是一笔带过,“与其说这是个失误,不如说是一个标志”,由此亮出了第三顶帽子:“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对特殊资料的敏感,也缺乏对自己视野的警觉”。

  从“粗糙”到“失误”,再到“缺乏对特殊资料的敏感”,甚至“缺乏对自己视野的警觉”,我们明显感到张承志的批评已经从翻译的语言层面上升到翻译的政治层面;同时,从傅雷到“中国知识分子”,张承志所针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翻译家傅雷,而是指向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段批评中,我们特别注意到“特殊资料”这几个字。关键就在于此,如果只是无关小说宏旨的几行字,傅雷删去也就删去了。可张承志认为,傅雷删去的,不是无关痛痒的文字,而是“特殊资料”。理由有二:一是《卡尔曼》“小说开篇处,有一大段对古战场孟达的学究式语言”,另外,“年前日本杂志连载一篇《安达卢西亚风土记》”,据写这篇文章的日本学者,梅里美在小说开篇提出的“不仅是一家之言,他很可能是最早一位孟达地望的正确诠释者”。“这个信号”使张承志特别“ 留心了小说结尾”。二是在小说结尾处,发现梅里美“突兀地、也许可以说是不惜破坏和谐地,填进了大段的‘罗马尼学’”,张承志“直觉地意识到:对这个结尾,梅里美是在有意为之,他是较真的和自信的。” (见《鲜花的废墟》第211页。)那么,被张承志认为是“特殊资料”,而被缺乏敏感,“缺乏对自己视野的警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傅雷略去不译的几行字到底写的是什么呢?我想还是以文本说话,恕我以笨拙的译笔逐字将那几行字直译如下:

  “——德国的波希米语的过去时态是在用作命令式的动词词根后加上ium构成。在西班牙的罗马尼语中,动词的变位均采取加斯蒂语动词的第一人称变位形式。原动词 jamar,即‘吃’ 的过去时,应有规则地变为 jamé,即‘我吃了’;原动词liar,即‘拿’的过去式,应变为lillié,即‘我拿了’。不过有少数几个古老的波希米语动词例外,如jayon,lillon。 我不知还有别的动词保存这一古老形式。”(原文参见罗歇出版社1947年版第186页)

  这就是张承志在大做文章籍以批评傅雷的几行文字。对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实在看不出是什么“特殊资料”。然而,张承志却对这几行字特别感兴趣,他甚至说:在梅里美“那个时代,远没有流行冒充现代主义的时髦,他不顾那么优美的一个起承转合,把干巴巴的一段考据贴在小说末尾,究竟为了什么呢?”究竟为了什么呢?张承志肯定是明白的,不然不会如此小题大做:“或许含义只对具备体会的人才存在。一些人,当人们视他们的见解不过是一种边缘知识时,他们不会申辩说:不,那是重要的——真的先锋的认识,很难和缺乏体会者交流。除非时代演出了骇人的活剧,人们在惨痛地付出后,才痛感自己以往忽视的错误。到那时,昔日智者的预言才能复活。”(见《鲜花的废墟》第212页)。看来傅雷的罪过实在不小,略过了几行字,竟然让“中国知识分子”担起了不应有的罪名。多亏张承志在半个世纪后以特别的警觉或广阔的视野发现了傅雷在翻译《卡尔曼》时忽视的错误,让当今的读者能有机会去领会昔日智者梅里美特殊的含义。

  我们知道,张承志先生在此的用意不是在评价傅雷的翻译的好坏,而是借傅雷所谓的“失误”在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的短视和麻木。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张承志先生的引申的能力。细读《鲜花的废墟》,处处可见张承志先生的知识层面的博学和文化层面的警觉,但是,对傅雷先生为读者考虑故意略去不译的几行字,张承志先生是不是太敏感了?太警觉了?

  与翻译无关,对于张承志先生书中的某些观点,我们倒可以效法张先生,生出几分也许不该有的敏感和警觉:

  一是与张承志先生写《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的动机有关。在小引中,张承志先生说他对安达卢斯深感兴趣:原因是“它不仅是穆斯林战胜了西方、而且是整个东方惟有一次的战胜西方尤其是文明战胜西方的一段历史”。这段话的深刻含义,恐怕不只是作者本人张承志和具备体会能力的智者才能领会。

  二是与张承志对语言的特殊功能的认识有关。张承志说:“就像操着流利英语不意会被语言染上一层精明商人的色彩一样;一口胸腔共鸣的西班牙语,常给对方一种性感和自由不羁的暗示。唉,那缺少元音和谐律的语言,宛如阿尔泰语一样动词副词各就其位,听来粗哑明快,说着琅琅上口,说不清楚它恼人的魅力,只想……把它学会!这种不是使人的本色后退、而是凸现人的性格的语言例子,也许还能举出日语。它们使人在说话时不觉塑造自己,那感觉妙不可言。”(见“小引”第2页)张承志的这段文字,不知能有几种解读。不过听张承志说只有西班牙语或许还有日语能凸现“人的性格”,且说话时不觉塑造自己,感觉妙不可言,我又敏感地联想起了《卡尔曼》小说中唐·比塞用西班牙语说的那问话:“我杀你的情人,杀得手都酸了。” 日语中则还有更不中听的话!它们是否也能让人“感觉妙不可言”?对一种语言,对一个地区,或对某一人群,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这里是不是有被情绪掩盖的理性?对此,我们倒该警觉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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