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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大学和科研院所是知识创新的主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大学是否及如何进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值得关注和讨论。
这些年来，大学和科研院所在知识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科技产业方面也进行一系列探索和改革，但由于体制机制、思想观念的束缚，遇到了一些障碍甚至挫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机制，真正把产学研结合起来。这样既能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也能使大学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反过来促进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融为一体。
一、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将刺激企业产生对技术和人才的渴求
《决定》特别强调：“增加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取向，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今后一段时期，国家会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扶持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会产生强烈的技术渴求。这对大学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是不能错过的历史机遇。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生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等重大科技成就，但我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根据2001年的数据，中国在49个主要国家当中，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处于第28位，也就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
问题出在哪里呢？众所周知，中国拥有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根据统计，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达到3850万人，研发人员109万人年，这在世界上，一个名列第一，一个名列第二。但这些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而企业的研发力量却十分薄弱。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压力、机制和环境。
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业主要依赖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正在缩小），依赖能源资源消耗（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指望以市场换技术（也经常落空），对自主创新不够重视。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国际竞争压力。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们生产的手机不得不拿出20%支付专利费用，计算机达到30%、程控数控机床则达到40%。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却同时又是技术创新的软肋。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2004年，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等部门曾8次组织联合调研组，到深圳的华为、中兴等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进行调研，总结“深圳经验”。调查表明，深圳市有4个90%：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技投入来自于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设在企业。这成为深圳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到湖北、江苏等地考察，看得最多的也是此类的科技企业，并多次批示，要重视企业的自主创新。
国家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视，除了增加科技投入之外，正在并将继续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主要体现在：（1）允许企业当年发生的研发费用的150%来抵扣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2）允许企业加速用于研究开发的设备仪器的折旧。企业用于研发的设备仪器，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下的，允许企业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上的，允许企业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的政策。（3）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政策，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新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经严格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4）完善进出口税收政策。进口税收政策的优惠要从对企业进口整机设备，逐渐转变到鼓励国内企业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装备所需要的重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上。
这些措施，将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并产生“海绵效应”。一是渴求人才，吸引海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包括毕业生）加盟企业；二是渴求技术，将会通过独自开发、接受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或者联合开发等途径，进行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要认真思考如何与企业的技术创新对接，如何抓住而不是错过发展机遇，要在总结以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机制，争取在新的技术创新浪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已经市场化的企业与仍旧处在计划经济襁褓中的大学难以对话和接轨
自从美国将大学的职能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拓展到社会服务之后，现代大学与产业的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硅谷”、“剑桥科技园”、128公路等新生事物，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学习榜样。
中国的大学也在努力探索，从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到提供科技成果给企业进行产业化，从创办自己的科技产业，到建立大学科技园，贡献不小，问题也不少。我们经常说“产学研相结合”、“上中下游相结合”，但具体做起来难度很大。最根本的矛盾是已经市场化的企业与仍旧处在计划经济襁褓中的大学难以对话和接轨。
因为有了政府的财政拨款，因为有了不菲的教育收费，大学和大学教师缺乏企业那样的生存危机、压力和动力，大学和大学教师的研究方向、选题、技术攻关的重点就不会是企业的需要，就不会考虑市场怎么样、成本怎么样、风险怎么样。有人说，教育不能产业化。这我赞成。但这里的教育主要是指“人才培养”。有人说，基础性的“科学研究”要国家投入。这我也赞成。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体现大学“社会服务”的职能。
这方面，科研院所的改革是一面镜子。主要的改革是把科研院所分为技术开发类和社会公益类。前者由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转变为独立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法人，科研开发由过去依靠政府给项目转变为主动面向市场找项目，科技评价由过去单纯注重成果水平转向成果水平与市场效益并重。2000年以来，有263家中央属的科研单位转制。2004年，这263家单位实现总收入450亿元。在科技投入上，从国家获得了11亿元，从市场获得了71亿元，自筹投入7.3亿元，培育了自我造血的能力。公益性科研院所改革较难，但也在2004年确定了方案，正在向前推进。按照该方案，将保留100个左右的重点公益类科研院所、1.5万名左右的精干研究队伍。
但大学仍旧睡在计划经济的襁褓之中，仍旧“等、靠、要”。大学也办了不少企业，但不少企业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为什么呢？因为大学办的企业胎里就有“四大毛病”，一下海就容易淹死。
一是国有企业的毛病。产权不清，权、责、利不明。明亏实盈、明盈实亏、负盈不负亏、富了方丈穷了庙等问题屡见不鲜。
二是机关衙门的毛病。办企业，总要客户至上，免不了要“求爷爷、告奶奶”。但大学里的“士”，往往放不下这身子、这架子。
三是事业单位的毛病。一来有衣食无忧，二来事业单位之所以冠名“事业”，名誉很重要。社会上的其他企业可以倒闭，可以出丑闻。但大学办的企业特别是冠名企业，却经受不起。大学的品牌是“双刃剑”。她可以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可以在企业成功时为大学品牌增值、增光。但也企业出问题时也会给大学蒙上阴影。
四是书生办企业的毛病。实际上，追求科学真理和追求企业利润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大学办的企业，容易在像学术一样的争论中丧失机遇，或者不能适应一些社会化的经营方式。
基于上述理由，以高校为主体办企业，真的要慎之又慎。
至于办大学科技园，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样的大学科技园，更多应该作为科技中介体系的组成部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平台，让高校的科技工作者与企业进行信息、技术的交换与合作。大学教师获得企业的项目，或提供科技成果给企业，或创办自己的科技企业，可以在大学科技园或者功能类似的技术成果转化中心获得协助和支持。
这方面，国外大学科技园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华大学在深圳办的研究院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2003年到清华深圳研究院，听负责人介绍说研究院资产已达19亿，相当于一个文革前的清华大学。该研究院取得成功，得益于深圳这样一个环境，也得益于运作的机制。园区主要从事科技中介服务、企业孵化（俗称“养小猪”），靠清华深圳研究院的品牌（不是冠名清华）吸引中小科技企业进来成长，同时也把清华的技术引进来，实现产学研的结合。
三、以国家和企业需求为导向，积极发展具有应用性、前瞻性的学科专业，为构建技术创新体系作贡献。
即使国家明确把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关键，即使有了企业的技术渴求浪潮，即使有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或平台，但如果大学没有相应的学科专业，甚至没有一点对国家和企业要求的响应和改革举措，那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可我们还在争论而不是行动。我们还在犹豫是仅仅停留在知识创新体系之中还是呼应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于那些具有进入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优势的大学，我们有时既有酸葡萄心理又有阿Q精神。
我感到，需要深刻反思我们的办学思想。最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教育方针中所强调的“与工农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忽视了。我们虽然也强调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顶天（基础研究）又要立地（应用研究），不能总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但实际做起来，却又退缩了，回到自己所熟悉的话语和价值体系之中。诺贝尔奖评委访华代表团团长、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安德斯・佛勒斯特罗姆教授忠告中国学者：“中国人不应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在诺贝尔奖上，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有着广阔的范围，而基础科学研究也必须和人们的需求挂钩，在科研和工业发展这一点上找到好的平衡，这是今天的科学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他特别告诫当今中国的年轻科学家应该更加注重科学领域中实用技术的研究，努力将这种研究转化成对人类直接有益的成就。
我们不能再耽于讨论而要赶快行动，需要在组织结构、人员配备、利益机制上采取措施，如：建立工程应用学科的院（系、所），积极引进人才，等等。考虑到大学在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中不同的功能定位，考核、评价、分配办法和运行机制应该区别对待，可以借鉴科研院所的改革经验。
同样考虑到大学是知识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进入而不是替代企业的技术创新。大学的学科和专业建设、科研和人才培养的方向要具有前瞻性，使应用研究源于企业需求又高于企业现状，引领企业的技术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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