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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第三届世界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和美国佛吉尼亚大学人文与全球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会议的主题是“人文研究的价值：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对话”，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建筑、艺术和环境等诸多学科。来自美国、欧洲、印度以及国内知名院校的相关学者共聚一堂，共同对话。
本次会议是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之后，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的召开，意在向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展示南京大学文科的学术水平，对于提升南大人文学科的研究水平，拓宽学者的学术视野，促进我校文科相关领域与国际学术体系的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文学科的社会价值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教授认为，科技导向和工具理性已成为大学教育的主流，人文学科的发展面临困境。人文学科如何更好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体现出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在这个情境下，人文学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重新发明”具有行动特性的人文学科，使其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Michael Levenson教授是世界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的发起者。他此次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人文科学与日常生活。Levenson认为，探讨人文科学目的是为了思考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反思我们的价值，并且通过不同群体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进一步探索自身的价值。人文科学可以引导人从一个更广阔、更具有批判性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单纯的实用主义者。
来自牛津大学的Helen Small教授在报告中呈现了这样一种观点： “人文学科能让我们更了解幸福是什么、我们如何更好地把自己放在幸福之中，以及如何提高我们乐趣的种类与质量。”人文学科可以间接提升人们的感性和理性认知，使人们更好理解何谓幸福。相比较于强调工具理性的其他学科，人文科学追求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这就是理解幸福、追寻真正幸福的基础。
重视人文学科通识教育
“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首先要面向大学的所有教师，尤其是非人文学科的教师，其次才是学生。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发明具有行动特性的人文学科，才能使得人文学科在新的形势下成为有效的教育内容、方法和领域。”周宪提出，应努力尝试人文学者和科学学者通力合作，将人文学科关于价值、意义和伦理的思想渗透进科学的专业教育中，进而改变目前大学教育种种不平衡状态，以使人文学科成为一种“人的教育”。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亮表示，有高等教育学者分析了全球最著名的前30所大学的专业设置情况，结果发现所有大学都设置了（母语）文学和历史学专业，29所设置了哲学专业，这有力地证明了人文学科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没有好的人文教育就不可能有杰出的人文研究，因为人文研究者本身就是人文教育的成果。当然，反过来说，离开人文研究的反哺，人文教育也难以硕果累累。”
Michael Levenson认为，今天，我们要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我们的学生过于急功近利，从进入学校就想着尽快毕业就业，挣钱养家，但是人生方向的重要性却是不能忽视的，他们欠缺的是在人文科学素养的引导下进行思考。他相信，让所有的学生都接触一些人文科学教育，进行一些相关实践是不会错的。
人文学科：多样性跨文化交流
“人文，是具有空间性和地方性的概念。地方性与全球化看起来具有冲突，但冲突可以带来有益的促进。”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童强认为，传统的人文研究可以通过跨文化的交流而获得文化上的借鉴，通过看“他人”而认识“自己”，丰富了整个人类的人文理解。跨文化的人文研究交流，可以达成更广泛的认同。
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Allison Alexy则提出，跨文化的互动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关键指标。世界各地很多地方的高等教育机构把跨文化沟通强调为素质教育的基本标准。学生和教师不仅要了解其他文化，而且也要想象文化差异对日常生活、人文产品和相互交往的影响。但他也对共鸣作为教育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方法可能带来的风险提出了思考。
人文学科研究的平等对话
“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学界的作用不仅在于就中国问题有主要的话语权，还应该与西方乃至国际学界就一些基本的理论进行平等对话，以便在这样的对话中提出中国学者基于中国本土经验而得出的理论观点。”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王宁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和中国人文学者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对国际人文研究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并推进汉语作为国际人文交流的主要语言之一。
针对目前在西方盛行的全球人文研究课题，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何成洲指出，虽然这些课题也重视与非西方的学者对话，但是常常没有邀请非西方的学者参与课题的前期设计、调研分析和综合研究，或者只把非西方学者作为西方理论的一个非西方阐释案例，因而仍囿于西方中心论。何成洲的这一批评引发了欧美学者的反思，与会的两位《全球人文报告》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大学Dominic Scott 教授和斯德哥尔摩大学Arne Jarrick 教授当即表示，“全球人文研究必须重视非西方的思想和实践，否则就不具有真正的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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