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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浩然的“粉丝”，是从读他的《一匹瘦红马》开始的。不可思议的是，这篇不到8000字的小说，在我的脑海里已经盘旋30多年，而且依然挥之不去。
一匹“前身、后胯上的毛都脱落得光秃秃的，浑身像涂了污泥”的瘦马，变成“深红的鬃毛，乌亮的眼睛”，“溜圆的屁股后边，又长又光的尾巴摆动着，四条腿，像四根石柱子，四个蹄子，像四个扣着的小盆”的大红马；肩上搭着绳子，“像一头牲口那样，拉起帮套”，套绳绷得紧紧的，身子贴着地皮，“看不见脸，只能看见他那剃过不久的头顶，冒着热腾腾汗气”的焦贵；金鸡塘春天的清水和随风摇摆的绿柳、随绿柳摇落的桃花……
这些质朴、生动，真实、感人的情景，历历在目。
这篇小说，是我从叔父的一本发黄的语文书上读到的。那年刚恢复高考，我准备复习应考，找不到复习资料，但我从楼上找到了那本发黄的语文书，读到浩然那篇精致的小说《一匹瘦红马》。这篇小说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感动之余，我试着做结构分析，找语言特色，试图找出它吸引我的原因所在。那天晚上，这篇小说我一直琢磨到凌晨鸡叫头遍，在父亲的一再催促下，我才睡觉。以后，我便有机会找到浩然的长篇《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细细研读，并从中受益。其语言的质朴大气，结构的精巧自然，让我真的佩服之至。
1998年，《光明日报》搞了一个“老爹酒―――我与父亲”有奖征文，我试着用浩然的风格写了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散文《卖牛》，没有想到在那次征文中，这篇小散文居然在全国一万多封应征稿件中，获得了全国唯一的一个一等奖。随后《光明日报》社将这次征文中的优秀稿件汇集成集，寄我一本。时隔两个月以后，没有想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两个记者给我写信，说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准备做一档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希望我能给予支持。后来，由于妻子反对，“进京卖牛”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浩然在回答文学青年的提问时曾说：小说靠什么动人、抓人，让读者常常怀念它，有机会就津津乐道地议论它呢?他说，“靠栩栩如生的人物，靠曲折有趣的故事，靠活泼贴切的语言。”作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些呢?他说：“决不是捏造、编排和装腔作势所能奏效的；归根到底，靠的是‘情’!”“作家本人有正常的、健康的、美好的感情，拿起笔来的时候能够动情，所以描绘出来的人物才会‘活’，展现的故事才会‘真’，运用的语言才会‘生动准确’、才会有‘感染力’；读者读这样的作品，才会动心、动情，引起联想，发生共鸣，爱不释手。”
浩然说，在写作上，他走过弯路，曾经机械地把文学创作当成单纯的宣传工具；带着框框搜集写作材料，写作起来板着面孔，端着一副教训读者的架势；给笔下的人物贴标签，让笔下的人物替作者说大道理，甚至指挥它们呼政治口号；希冀用这些方法和手段表现主题思想和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最后形成“公式概念”和“苍白无力”的“作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也写了几十篇废品。最后他是在“不自觉的状况下”，写出了几篇“动情”的小说。《一匹瘦红马》就是动情而为的作品之一。
自己写过的《卖牛》，之所以能够获奖，打动读者，也正是在感动之余形成的文字记录。《卖牛》的背后，事实上就有《一匹瘦红马》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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