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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根据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毕飞宇的小说《推拿》改编、由娄烨执导的同名电影，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毕飞宇教授受邀参加了颁奖典礼。《推拿》是以盲人为题材的作品，讲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曾于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拍成电影前已被改编成话剧和电视剧与公众见面，引起广泛反响。本报特邀毕飞宇教授对该作品的创作与改编进行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推拿》是一部没有主人公的小说，在它的内部，十多个人物并驾齐驱，每个人物所占有的篇幅差不多是均等的。对一部小说来说，这样做极为不妥，几乎违背了小说的基本常识。可我的想法也很偏执―――都是盲人，就别再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了。这样做有意义么？似乎也也没什么意义。可是我铁了心了，就是要这么做。为此，我在小说的结构上费尽了心思，尽我的努力不要让小说显得拥挤。但我还是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准备挨骂吧，谁让你不尊重小说的基本常识的呢。
谢天谢地，小说没有挨骂，却招来了强烈的抱怨。抱怨的是编剧和导演们。我根本想不到会有那么多的导演想改编《推拿》，我不可能去考虑“改编”的事。原因很简单，如果我想做影视，我直接就会写剧本，或者说，直接就去做导演，这样的机会是有的。抱怨就这么来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写《推拿》呢？我怎么改呢？我怎么拍呢？我的建议很简单，到推拿中心去，等你在那里有了一大堆的朋友了，你就知道怎么改、怎么拍了。
他们都是这样做的，电视剧是这样，话剧是这样，电影也是这样。最逗的是电影演员秦浩，娄烨请人在电脑上制作了一张秦浩的相片，设计成盲人推拿师的样子，挂在了一家推拿中心的大厅里。不知情的秦浩来了。他盯着自己看了老半天，对化妆师说：“师傅和我挺像的，到时候就照这个师傅的样子给我造型。”
电视剧播过了，话剧上演了，电影也即将公映，朋友们自然要到我这里打听，你最喜欢哪一个？我都喜欢。这不是一个滑头的说法。《推拿》是关注盲人的，严格地说，是关注残疾人的，用一家媒体的说法，它关注了“少数”。这个说法我其实很难同意，在中国，盲人有两千三百万，残疾人则是八千五百万。法国和英国是七千万人口，意大利则是六千万。事实是，在中国，八千五百万，他们化整为零，散落在十三亿里头。他们早已经被十三亿这个浩瀚的阴影遮蔽了，一个“大国”就这样在地球上消失了，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
电视剧、话剧和电影共同完成了一个小说家根本无法完成的愿望，它们使一个小说家的关注上升到了社会的关注。所以我说，电视剧、话剧和电影我都喜欢。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是2月6号开幕的，2月5号深夜，娄烨剪完了他的电影，当天夜里，编剧英力带着《推拿》的拷贝飞往柏林。电影节的事情媒体上都有，我知道的并不比记者多，那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电影的外景拍摄在2013年的1月3号就完成了，换句话说，娄烨剪了13个月。娄烨对我说：“我做了十三个月的小说家。”这句话我很喜欢。
电影是在南京拍摄的，作为娄烨多年的朋友，他的工作我格外尊重。所谓尊重，就是别说话，无论他做什么，怎么做，作为原著，你尽量别说话。你没有“当然的”、指手画脚的权力。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做了正式的建议，我希望《推拿》能在南京拍。小说是虚构的，南京却不是虚构的，它已然成了我的故乡。我很高兴娄烨接受了我的建议，电影里的每一个画面都来自南京。在柏林，我盯着电影里的每一个画面，它们是那样的熟悉，其实是陌生的。到处都是“娄烨式”的潮湿。远乡情亦怯。德国媒体说，“这是娄烨最好的一部电影”，我同意。
对了，我还给娄烨提了另一个建议，无论《推拿》在哪里首映，到了江苏，首映最好在南京大学，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事，娄烨能在公映之后和南京大学的学生交流一次，那里有最好的大学生。娄烨承诺说：“一定。”
对了，我还有一个对了，那时候我还不是南京大学的人，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南京大学的人，话剧上演之前，“客座毕”曾经给国家大剧院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提过一个类似的建议，希望他们把话剧《推拿》送到南京大学去。我提这个建议是有逻辑依据的，南京大学为中国的话剧舞台贡献过《蒋公的面子》，话剧舞台有必要把话剧《推拿》奉献给南大，这是公平的，也是温暖人心的。他们派人到南京大学实地考察过了，由于舞台技术上的原因，他们没敢承诺，但是，他们表示一定“争取”。我盼望他们的“争取”能在南京大学得以实现，最好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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