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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3日，清晨7点半。杨锦麟已坐在会场一处角落，静静地望着前方。这个时间，他应该在马来西亚的沙滩上晒着太阳。
刚刚从度假地赶回来参加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媒介融合高层论坛”的他难以掩饰面容的疲倦，但一开口，仍旧神采奕奕，“充了三天的电，今天用掉了一半。”他笑着说。
今天，杨锦麟特意加了一件白色的风衣。11月底的南京，刚下过小雨，天气微凉。除了少了那只风雅的紫砂茶壶，他的外表与电视上没有什么不同：黑色半框眼镜，黑色的裤子，矮矮的“胖的可爱”的身材，一丝不乱的大背头发型，以及招牌式的卡其色唐装。
嘉宾和观众渐次入场完毕，8点半，杨锦麟抬腕看了一眼表，微微一笑，走上台去。台上灯光通明，今天，他又是主持人。
“锦麟岂是池中物，一遇凤凰便化龙”
2003年1月6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开播了一档新的节目，从前期准备到后期彩排，节目准备时间不足一个月，而真正在工作的，只有两个人，杨锦麟是其中之一。两个月后，这个原本是“实验品”节目，收视率跃居凤凰卫视收视排行的前十位。这就是后来被大陆观众熟悉的《有报天天读》。杨锦麟用仅仅12分钟的时间，征服了观众。现在，这档节目的时间是30分钟，收视率也从刚开始播出的第22位，到现在稳居前3位。
杨锦麟是谁？刘长乐在《杨锦麟这家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他：“五十多年来上山下乡，学工学农，求学教书，卖文为生，在底层苦过，上层混过，内地呆过，在香港漂过的这种复杂人生……”
出生于1953年的大陆，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杨锦麟插过队，下过乡，也因为 “黑五类”的家庭背景而几次错失离开农村的机会。刚下乡的时候他才15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饥饿是最难以忍受的。带队的干部对他说“习惯就好”。他不太相信，“肚子饿也可以习惯？”最后,他在插队地古田县一呆就是9年。1978年高考恢复，此时25岁的他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杨锦麟请了20多天的假突击功课。由于初一都没读完就下乡，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结果出乎他意料的好，政治考了100，他到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那个老师有没有改错？”1981年，杨锦麟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然而他却不安于平静。1988年携妻抱子到香港白手起家。炒股票，做生意，办工厂，写专栏，直到最后在凤凰大放异彩。虽然“玩”、“过瘾”这些词汇，总是频频被他提及，然而他的早年生活的关键词却是“苦、累、熬、打拼”。
“老杨读报，吓人一跳。国语不准，英文走调。体型太胖，样子太老。”有观众这样描述杨锦麟。杨锦麟轻轻一笑，说：“按照内地的标准，我能在电视台混上个看大门的已经该烧高香了。”但他偏偏被“尊重个性，尊重创意，尊重潜能”的凤凰卫视看上，给他一个大胆张扬的机会和分享看法的平台。 “它（凤凰卫视）让我知道我也有这个机会给它赚那么多钱。”
《有报天天读》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读报类节目的出现。与这些“模仿品”不同是，杨氏节目中没有文字稿，没有审编，有的只是即兴的评述和发挥。杨锦麟是评论界有名的快手，他可以1小时写了9篇500字的评论稿，也可以用20分钟就将2500字一挥而就。他甚至对他身边的助手都提了这样一个要求：每天写500到1000字。“这是一个非常浅薄的年代，如果你只是流于浏览，流于表面的浮躁，你就没有沉淀。”
11月11日，《蒙代尔》杂志发布中国“十大最具品牌价值的主持人”，杨锦麟名列第八，市场价值被估算为1.7亿人民币。
得知消息后，杨锦麟对老板说：“喂，要加点工（资）了。”
“喜欢我的节目就是喜欢我的评论”
鞭辟入里、大胆犀利，甚至尖锐，这是杨锦麟的风格。
有人认为，评论员应该做到公正、客观、中立、冷静，不宜在节目中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表达。他坦然道：“倾向性，肯定有。但这只有一个标准：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好，其他是次要的。”
2002年9月24日，杨锦麟在节目中痛斥菲律宾司法部长侮辱中国驻菲大使馆。那一针见血、观点鲜明的评论，让观众大感畅快淋漓。当晚他就收到了近千封电子邮件。第二天，各大网站的BBS上满是对此事的回应。
爱之深而恨之切。只要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人负责，他就可以尽情发挥，但是绝不亵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聪明的观众知道我想说什么，稍微不聪明的经我一点拨就更聪明了。”他的脸上浮现出类似顽童的笑容。
作为一个50年代出生的大陆知识分子，杨锦麟身上或多或少带有理想主义，对国家的所有东西都有保持着一种忧患意识。他经常说：“当你的触觉是麻木的，那你就没有必要在媒体里面混了。”
虽然杨锦麟时常表现得“个人情绪过于激烈，简直像在吵架，甚至让人觉得他在发表演说”，但他并不像很多人想像中那样的毫不避讳，丰富的生活经历赋予他机智和圆融。在敏感话题面前，和很多媒体人一样，他必须如履薄冰。当利益因素掺杂到媒体操作过程中时，“在新闻的处理上就相对来讲不会那么的直截了当”。
“疏离的媒体人”
11月19日，杨锦麟一改往日的洋洋洒洒，在自己的博客里发表了一篇不足百字的转载文章。原作者为杨所尊崇的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主题是如何处理和政商界的关系：当权在位者永远不会把传媒人当为朋友，而传媒中人也不必自作多情与他们攀交论道。同这段自勉之言一样，杨锦麟充满了自我疏离的寂寞感。
杨锦麟是一个游走于两岸三地复杂的政治环境里的评论员，必然和政商界有紧密的联系，那么，何出此言呢？他有自己的解释：“保持距离感意思是：我不是你的附庸，我守得住寂寞。”
在杨锦麟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于没有独立的经济人格，因此必须成为某种依附体才能够存活。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需要冷静，不能成为某种应声虫，不能成为某种阿谀奉承的工具，不能成为一种附庸或者载体，必须有自己的看法，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跳出官方语境，以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份去思考。杨锦麟最为推崇的学说是阳明学。他认为阳明学在传统儒家里面是比较适合中国现状的一门哲学，因为它提倡“善治”，而善治首先就要顾及人民的利益。
三十年的改革在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问题，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层出不穷。杨锦麟说，现在的状况是处于硬性威权向柔性威权的体制转化。关键一点是怎么样对待民意，要有一个正视的态度。当民意意识到（被欺骗），你就没有办法让他们信任你。
“这是一个民智已开的年代，任何的大的作为都必须尊重民意”。说到激动处，他习惯性地用右手在空中指点挥划。
没有很多凤凰名嘴拥有的显赫的国外名校学历，也没有当今在华语媒体常见的年轻英俊面孔，这个被观众戏称为“性感的糟老头儿”，敢一拍桌子，一声怒吼，却耐心接受年轻人们的拍照、签名和提问，没有一丝不耐烦的情绪。
“好了，走啦。”潇洒一挥手，杨锦麟匆匆走远，下午还要马不停蹄赶着去香港。舞台灯光渐渐暗下，观众散场，他的这次精彩主持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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