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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秋季，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业已修完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基础课，开学后就要进入修读专门化课阶段。系里通知我们说，承罗尔纲先生同意，将在本学期为我班开设太平天国史专门化课。我们在学通史时就已知道，罗先生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尤精于考证，著述宏富。听说他正在集中精力编一部多卷本的大型史料书，还要筹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非常忙。当时我们想，系主任韩儒林先生的面子真够大，竟能请得动罗先生。上课以后才知道，罗先生是一个非常平易朴实、非常热心给年青一代传授知识的忠厚长者，这就是他为什么愿意在百忙中接受邀请，拨冗为本科生开课。
罗先生为我们在颐和路南京图书馆内找了一间房子做课堂，既便于先生正在进行的工作，又能在必要时让我们看一些珍贵历史文献。因为路程不远，我班同学每周一次结伴步行到南图上课，先生总是提前准备好材料在课堂等我们。但一上课我们就遇到困难：先生讲话广西口音很重，有些竟全是广西话，大部分同学都不大听得懂。幸好我班有个广西人丘第膺学长，必要时就充当了“译员”，先生也不厌其烦地尽量多用文字形式反复解释，基本上解决了听课难的问题。遗憾的是此后我专修蒙元史，把先生讲课的内容大部分忘记了，只有印象最深的几点一直留在脑海里。
其一是先生非常重视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如讲解了许多件太平天国颁发的“田凭”，以及婚姻凭证等，并让我们参观了收集到的部分实物，从而加深了对太平天国各种制度的了解。又如讲课中用了大量当时人的笔记资料，其中还有南京图书馆所藏的未刊稿本。可惜我的听课笔记找不到了，只留下先生如数家珍般列举了很多书名的印象，而没能记住书名及其内容。
其二是强调对史料要进行辨析考订，求得历史的真实。例如某些时人的记载，经过与多种资料的比较和对作者身份及时间、地点的分析，证明其或系传闻不实，或系有意歪曲，不可凭信。
其三是结合讲课考察历史遗迹。先生不辞辛劳，亲自带我们考察了南京多处太平天国遗迹，包括紫金山上的天堡城，太平门外的地堡城，被曾国荃湘军轰开一个大口的南京城墙（湘军由此处攻入天京），新发现的堂子街某王府等。先生身材瘦小，但精神抖擞，步履轻捷，边走边指点、解说，登山时还常常走在学生前头，和我们一起考察的韩儒林先生比他小两岁，老是跟不上他。在参观堂子街某王府时，先生着重带我们看了壁画，以浓厚的兴致给我们仔细解释一幅占满整个墙壁、以望楼为中心的壁画，特别要我们注意画上看不到一个人物图象，指出不画人像是太平天国图画的特点。他读“望楼”为mang-lau，读“人”为ien，许多同学懵然不解，这种读音和福建话差不多，我听懂了，记得特别牢。
这门课上了不到两个月，先生就病了好多天，课也停了。我（时任班长）和课代表张文绮学长代表全班同学到先生家探望。记得那时他的居屋在鼓楼东北面的高楼门路那一带，我们进门后看到先生已经能起床活动了，心情放宽了许多。他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客厅，说病已大体痊愈，只是感觉还有些乏力，接着就询问同学们对这门课的学习情况和意见。我们汇报说，过去两年学通史，主要是掌握基础的知识，局限于上课记笔记，下课复习笔记，看些教科书，还不懂怎样做历史研究。听了先生的课，知道不仅要广泛地搜集资料，还不能拿来就用，需要分析考订，才能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学历史真是复杂、艰苦的事，并不比学理科容易。听我们诉说学习历史的艰难，先生看来很自然地激发起传授知识的热情，不顾病后身体虚弱，马上把我们带到他的工作室。室内四周排列着许多大书架，有几架放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卡片盒子，有木盒，有纸盒。从写字台上摆的纸和笔可以看出，先生已经又在写作了。他让我们在大茶几旁边坐下后，就从架子上拿来几个盒子，里面放满卡片，比图书馆的目录卡片大很多，有不少是用牛皮筋分别扎起来的。接着他打开几扎卡片，作为范例和我们讲起搜集、整理资料的方法。能有如此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喜出望外，听得特别聚精会神，所以记得很牢。大意是读书要脑勤手勤，读到好资料就马上记下来；如果发现这条资料和自己以前所记某条说的是同一件事，而内容互有详略歧异，就找出以前记的卡片来比对，同时把你的判断或疑点写在上面，不要丢失这一刹那的心得，因为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新课题研究的起点。如此积累渐多，就要把相关的资料卡片分类集中，然后按照新课题的研究思路和布局来排列。到材料大体充分、论述层次和论点的构想基本确定，就可以摆出卡片，开始写作了。先生边讲边让我们看他做的卡片，许多卡片上不仅记着资料原文，还简单地写着他自己的心得或评语，虽然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但他通过展示自己的研究笔记生动讲解的做学问方法，却一直牢记心中，在我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加以应用。
最后我想补叙一段这次探望的插曲：先生在客厅接待我们时，拿出一盒北京特产“茯苓饼”，说是他在外交部工作的儿子几天前来宁探望时带来的，一定要让我们尝尝。我们推却不过，就各吃了两片，真是好吃极了，我从来没有享用过这么高档的美食。后来我每到北京必买茯苓饼，但老实说，近来包装精美的北京茯苓饼，比我在罗先生家第一次吃的要差得多了。
这次病后，罗先生因为事情实在太多，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就没有再给我们上课了。这门课属于专题讲座性质，不是按一章一节的“教学计划”进度讲的，中断的影响不大。虽然我们只听了七八次课（包括考察太平天国遗迹），收获却很大，终生难忘。（说明：本文有些内容是同窗吴世民教授和我一起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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