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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阿先说，我们94级中文系准备9月份在南京聚一聚，纪念毕业十周年，他说时间可能会选择一个双休日。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
我到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到了。看到他们，我仿佛一下失去了记忆。很多人都是十年来的第一次见面，既熟悉又陌生，就像十年后再次走在南京街上一样，这些地方曾经是我经常来的呀，可是我却认不出它，似乎是第一次听到它。我的同学肯定也会有我这样的感觉，亲切，又有一点伤感。
校园比以前更密了，起来的是新楼，夹在那些旧楼中间，而有些旧楼已永远不在了。你不说起，没有人会想到这里原来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建筑，如同我们当年也不会想起脚下的土地曾经是多么地伟大，这个地方有着多么动人的故事。
宿舍又换了新主人，也许并不能叫主人，都是匆匆过客。想起了刚入校时，老师送我的一本南大中文系学生主编的刊物《耕耘》，上面有一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本该如此。
我们住的03幢已经编为别的号码。站在宿舍门口照相，我多么希望出来和我们打招呼的管理员仍然是林大叔，我也知道这不可能，也许，林大叔早就回家抱孙子去了，不知道他的身体可好。想起在浦口校区的日子，就会想起他，想起他在黑板上为我们宿舍卫生打的90分，那个90分是特意用红笔写的。
新生正在操场和刚入校门的大马路上练习走队列，他们不像我们那一届是在部队军训。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也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和家里和朋友联络的主要方式是书信，我想学生的信件一定比前几年减少很多。班级的收发员不再是大家念叨的人了。十年，真的改变了不少。
我没有到教室坐一下，我如果要坐，会坐一个上午，就在那里傻傻地想。想14年前，我刚入大学的第一天是什么样子。想那个时候是如何地想家，一边给家里写信，一边流泪。那时张育英老师带我们到鼓楼校区，中文系卞孝萱教授给我们讲他的导师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而同时给我们做讲座的赵瑞蕻教授再也见不到了。那一年，他七十九岁，在见面会上，他给我们朗诵刚刚写的长诗《八十放歌》中的几句。他是《红与黑》的最早译者。当时，让我们觉得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朱自清的学生。他希望活到1997年，看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后来，张育英老师去看他，他对张老师说，希望看着我们毕业。张老师看他的时候，带去了我和朱新国代表全班同学写给他的信，主要内容是我们喜欢他的诗，希望他多多保重身体。
听说，张育英老师也早退休了。
我们坐在北大楼前胡乱地聊。北大楼左右两边都有高楼，破坏了北大楼的完整，我们不喜欢，可这是南大左右不了的。我多么想再去阅览室看看书，看看报纸和杂志又增加了哪些。我多么希望能在校园的路上碰到给我教过课的老师，我会和他（她）打一声招呼。如果有我当年喜欢的同学，我也会静静地看她，不让她发现。
可是，迎面走过来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熟悉的是校园里的水杉和银杏，它们看着一届届学生走，一届届学生来，为成功者喝彩，为失败者惋惜，当然也为他们鼓劲。
如果再上一次大学，我会投入地读书做学问，投入地恋爱。这是我的学长叶兆言说的。可惜，对我来说，已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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