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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来年头已届2009，忽传来消息，《南京大学报》自创刊以来已出版1000期。按惯例，无论是人还是机构，若有整数的寿诞生辰总要庆贺一番，况且是与我们有密切联系的校报恰逢千期之喜。
话题先要从与我们有密切联系这一点说起。作为学校的报纸它主要的功能是传递一校的信息，大到校长报告，小到标题新闻，这些都是每个南大人至为关切的内容。另外校报似还有一种功能，这就是在新闻之后有存史的功效。前几年，我在系资料室看到一本1958年合订本的校报。报上介绍某女生灭苍蝇是模范，某男生炼钢铁得红旗。后来这两位都成了向我授业的老师，不管他们是否记得当年的业绩，但有校报在事迹当不至湮灭。若是以后要为学校修史，想来校报是不该忽略的。
校报千期寿长量大，也是一部廿四史如何说得尽。为作文方便计还是缩小范围为“我与校报”。查剪报本得知，1980年11月25日我曾在校报（当时名《南京大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历史系77级积极开展长跑活动”。再查记录，这实际是我在报刊上最早发表的文字。如若要编本人的“成果”目录，这篇就要打头带队。古语说“靡不有初”，这第一的初次之缘是不能忘的。
当然现在的校报已今非昔比，版面增加，由单色改为彩页，扩充副刊，内容也丰富了不少。而且近些年，我在校报上写的东西也渐渐多了。这有一些原因，一则是其中有些文章在校报刊登最为合适。如我的老师张竹明教授耗十年之力翻译了《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终得出版，我感其毅力之坚，写了一篇题为“盗取天火的勇者”的人物通讯，对其予以表彰。此文说的是校园内的事，外面人不一定感兴趣，蒙校报不弃占了一版篇幅登出。有数位校内读者看后对我表示很受感动，似也有愿效张先生之后的诚意。今年年初又有消息传来，张先生的译作获得了“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原中国图书奖），可见校园内的花香终也飘到了外间。另则是我有时写的一些文字还略显稚嫩，不便径直向外投稿，就将习作呈于校报编辑面前，得到指点，有些稍佳者也上了报，供校园同人交流品评，其中写的好的或许也有正式发表的机会。如“曾国藩治眼病”一文是我据读史的零碎感受所写，意在搜零存事，也为人们提供一个如何对待疾患可资借鉴的榜样。此文先在校报登出，今年又在《历史学家茶座》上发表，也由校园转到了外间。由此可见，校报与我等的文字之缘更多的是体己亲切。
校报之龄已至千期之寿，在南大人的心目中它与学校的形象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现在宣传的媒体已有多种，但它却是资格最老也是最有实效的。谨祝其绵绵无尽，万期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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