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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报》从1953年诞生，至今已出版发行了1000期，真是可喜可贺！回顾自己进入南京大学30多年来的学习与工作，《南京大学报》始终是我校园生活的良师益友，她不但见证着南京大学发展的历史，也伴随着我完成了从大学生到研究生、再到教师的身份转换，并与我的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活动，以及管理和服务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校报既为我们及时了解南京大学校园内从党政工作布置到教学科研动态的各种信息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也为全校师生的思想交流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园地。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我与《南京大学报》相伴而行的各种情景便不断涌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印象较深的是校报对师生科研新进展的及时报道。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记得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刚出版，校报就专门刊发了评介，这给了当时还是年轻教师的我很大的鼓励。其后此书荣获全国首届汤用彤学术奖，乃至入选“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校报也都有及时报道。后来，我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中国禅学思想史纲》等著作陆续出版，校报也都给予了专门的介绍和评论，这些都对我的科研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做好科研工作必须有良好的学风，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学风不正问题日渐严重之际，南京大学较早地开展了全校性的学风大讨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积极反响，校报在这方面功不可没。2001年校报更是专文报道了我校16位博士生导师发出的关于学风问题的倡议书，对全校师生在科研中端正学风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作为当时的参与者之一，我本人也在此次活动中深受教益。
教学是大学工作的重心。如何推进南京大学教学工作的更好开展，校报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96年全校开展了有关教育、教学思想的大讨论，校报及时出版了专刊，我作为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从中获益非浅，同时，我撰写的《为培养跨世纪人才，教改的步伐能否再大些》也荣幸地得以刊出，其中提到了南京大学作为国内一流的大学，在教改方面应该走在全国的前列，例如能否考虑为入学的每一位新生配备指导教师以利于他们在校期间的学习和对他们的培养？能否让学生（或部分学生）进校两年以后有一个根据自身情况重新调整院系和专业的机会？这些想法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后来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校报还积极报道全校师生的学术交流活动。记得1995年10月，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有感而发地撰写了一篇小文，介绍了美国学术界有关哲学与宗教研究的特色，以及我本人在美国参加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和亚洲年会等的观感，校报以《访美观感》为题做了发表。1998年，在台湾企业家赞助下设立了“南京大学道家道教奖教奖学金”，接下来又先后邀请著名学者陈鼓应教授、杜维明教授等来校做学术报告，学校还专门聘任他们担任客座教授。校报对这些活动也都作了及时报道，对推动我所在的哲学系的学术研究和相关学科的建设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到图书馆兼任馆长以后，校报仍然给我们的工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例如及时报道Springer、SSCI、Century of Science等数据库的开通、《“南大人”文库》的启动、刊登图书馆使用入门的知识问答等，更好地为广大师生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协办南京大学读书节、开展有关读书的征文比赛、及时报道吴培亨、杜维明，许倬云等为“名家讲座”做的精彩报告，共同为丰富校园文化作出努力；介绍我校艺术阅览室的特色、推广介绍图书馆的各项读者服务，从而让全校师生更好地了解图书馆、利用图书馆；等等。
对校报的回忆还有很多：在学校纪念匡亚明老校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的《满怀深情忆匡老》得以刊发，使我有机会抒发匡老多年来对我关怀备至的感恩；在匡老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整体出版之际，校报又刊发了我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使我有机会回忆起参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中的心得与体会……。
校报虽然版面不多，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既浓缩了南京大学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奋进的历史，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三十年来在南大的人生道路。点点滴滴，令人回味。值此《南京大学报》出版发行1000期之际，衷心地祝愿《南京大学报》越办越好，更加成为南大人不可或缺的校园文化园地和相互交流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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