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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所高校均有自己的校训，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校训会产生标签效应，贴上了此标签者，渐渐或似乎就成了符合标签内容者。由此，校训不可谓不重要。她既体现了传统，又指引着未来。
我以为，好的校训（所谓“好”，当然是相比较相对而言的）必达两条标准：大气（大器）、有意境。如此，激励师生员工及令师生员工自豪的功能，自然内涵其中了。至于“独特”这一标准，则是必须的。晚近以来的高校，特别是近几十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高校，亦各有其校训，但大抵雷同，不易区分。无非是注重学风、激励意志之类，且大多采用了标语口号式的语言及形式，更其相似相像且失却个性。标签效应也就无了，因为个性就是命运。
据大气（大器）、意境标准，最佳校训非北大莫属。兼容并蓄，区区四字，意境高远，也凝炼地表达了大学之精神：自由、开放、探索、追寻。即特立独行，审视批判精神，以开启思想为先导，而并不以传授（既定）信仰为宗旨。――如培根所言：以怀疑开始，则以确信告终。反之则反之。因此，我思故我在，因主体性凸显且实现。套用之，大学思故大学在。北大校训，准确传达了此，是为意境。有此意境，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遂有大气，遂成大器，一部北大历史，确证了此。历史关键时刻，总显北大身影。北大诸多人物，亦彪柄于史册。念及此，实在是应感谢蔡元培先生。南开的校训朴实无华，平述直白：允工允能，日新月异。乃张伯苓先生选撰。我以为也达到了两条标准。“独特”更是彰显无遗。我虽仅去南开开过几次会，但一下子就记住了。相对而言，我在复旦和武大都生活过若干年，两所院校的长处给我印象、影响均颇深，亦令我钦服不已。但我实在记忆不起两校的校训。不知是因我的愚钝，还是因两校校训不能令人留心经意？清华校训倒是脍炙人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乃梁启超集《周易》句。大气（大器），也有意境，但总觉得比不上北大的，比南开的好象也短欠点什么。是否用力太过呢？过犹不及。
南大校训，于意境和大气（大器）两方面，在中国名校的校训中，过于平实了一点。校训，乃大学精神之导引，之形塑。实际上，南大亦有一部辉煌的历史，其校训为什么不能大气（大器）一点，高远一点呢？远的不说，发表于1978年5月14日“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稿就出自我校胡福明教授之手。此文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已永垂史册。略感遗憾者，胡老师求学于北大和人大。但毕竟成就于南大！此点，是否同时表达了南大的足与不足呢？
究其理者谓之学，致其用者谓之术。大学，乃探究学术之地。学之极，乃道，术之成，为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学，是为求道致用（器）之地。道者，形而上之谓也。并非文科、哲学独有之，独持之。理科各科，当其欲寻找终极答案而走向无穷递推时，就走向了形而上，亦即求道之路。理科中的革命性成果往往发端于这种追索。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尔希罗夫言（大意）：自然科学家与政治家是两种不同的人。自然科学家是与上帝对话的人，以探寻终极的秘密。政治家是与人对话的人，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等等。可见，自然科学的形而上性，甚至超越了人文及社会科学。迄今，对此之追索，依然构成自然科学进步的根本动力。如探究生命的本质及意义、时间（空间）的始终、宇宙的创生与归宿、连续统假设独立于ZFC系统的证明、物质的产生与结构等等，无不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于此进步中，哥德尔的非完备性定理似乎在提示我们：人类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认识自身。以数学的精辟再现了康德的二律背反。但人类却有着永恒追求的意向――人类知识（认知）体系（包涵一切学科）的形而上性由此必然。形而上，实际上是人类超越自身极限的努力，尽管这一努力也许仅仅是“西西弗斯的神话。”但这就是人类（之质）了！据此理解，形而上之追索是一切学科的指向。
百年南大，于道于器，均有丰硕成果。对道、器的追求，仍然持续。我们这个时代，器重于道，一如过去的道重于器。实际上二者不可偏废，如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均不可遮蔽一样。鉴于以上种种，我以为“道器并重，兼有天下”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校训。它内涵现行校训：重道，必须苦读冥思，达周敦颐所言的“幽然通太极”之境界。重器，必须身体力行，成墨子所言的“辩于言谈，博于道术”之状态。如此，则诚朴、励学、敦行自然涵于其中。孔孟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有道有器，自然兼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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