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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不能寐，泪无法止。
1993年拜入师门，随侍萱师，已经十六年，师遽归道山，一切忽然变得空空荡荡……
萱师交游广泛，我亦得识群贤，这两日间，悲而详询萱师究竟者，几十亦或近百矣。乃据日记，述萱师之最后，以告萱师之友好、之弟子、之私淑。
最后的道歉
8月13日晨，萱师电话，称晨起便血，不能履丹阳之约，嘱我向丹阳市教育局、丹阳历史文化研究会道歉。先是，已经约定，师与我15日丹阳讲座，师讲国学，我讲中华文化。接电时，我在赴常熟途中……15日讲座如期举行，我据《国学四十讲》之萱师大序，述其要义而已，并向300余听众，转达萱师的真诚道歉。
最后的安排
8月15日晚八时许，港龙萱师府上。师约谈近期安排与远期安排，已有交代后事之意，心中颇感凄切。所述近期安排：托付我与刘进宝兄无论如何，务必完成《新国学三十讲》之组编，以了宏愿；关于《瘗鹤铭》之作者与年代，发现了新的证据，将撰再考之短文，此后即封笔。又所述远期安排：择墓之想法，编集之考虑，又另选合适之时间，召集冬青书屋同学会之诸位同学，口述生平经历、治学感言、未能完成而寄望诸位同学之研究课题。
最后的希望
8月20日傍晚，鼓楼医院106病区3床。萱师云无论怎样，不必手术，希望总会有段时间，回家处理遗留的事务，“许多的信要回，许多的事要交代，写序写推荐意见，可能就无能为力，对不起大家了。”其时萱师并不知病情，我强忍着眼泪，作轻松状，宽慰着萱师。
最后的组织
9月1日晨七时许，萱师病痛中，电话招我到床前（已换到1床），声音不再如我熟悉的那般作洪钟之响。师云：“我有组织，一是中文系，二是老干部处，三是省文史馆”，如果情况不好了，嘱我一定要向组织及时汇报，“组织很关心我，我也很感谢他们。”
最后的力量
9月4日晚七时许，与萱师商量次日出院事。师情绪颇高，声音也显元气较厚。我握着不再温润、略感凉意的萱师的手，以一向随意的口吻，请师用力，“我们比比手劲”，那一刻，我惊奇、开心、充满了信心：萱师的手，竟然还是那么地有力……
最后的论学
9月5日，9：55到10：10，萱师坐上了推椅，我缓缓推着，内人则拎着果篮随着，等电梯、下电梯、寻坡路、出鼓楼医院天津路门……在这十几分钟里，我向担任着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分会名誉会长的萱师汇报着即将于21日在潮州召开的韩愈研讨会的筹备情况，以及作为韩会常务副会长的我刚刚完成的提交会议论文《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黄”考辨》。萱师听着，不断地表示认同，从中医的扶元固本，说到回家后的调养计划，说到“退之服硫黄”是为治病，说到钱基博对韩愈身材的研究可为我的硫黄治病说提供佐证……在天津路门，等我内人车到的间隙，萱师说道：“搞文学史的人，不能只懂文学，那样限制太多，比如退之服硫黄，争来争去，没有定论。韩愈研究，还是要从各个学科入手，值得做的问题实在还有许多”――这竟然就是萱师最后的遗言！
最后的时刻
9月5日，10：10到12点18分。10：10，我边接电话，边与萱师之子敏、女琰与华扶萱师上车，车尚未发动，大约也就在两三分钟之间吧，萱师状况突变――记不清几分钟了，现在想来是那样的漫长，应该不到十分钟吧，急救医生赶到，“心肌梗塞”，飞车推往急救室，12：18，医生宣布不治，吾师驾鹤去矣……
最后的著述
9月6日下午，港龙园萱师府上――我不愿、不能接受、不敢相信仅仅隔日，这已是萱师故居！萱师晚年的“小朋友”――萱师常常这样对我说――武黎嵩博士递给我一张纸，内容如下：
“卞孝萱先生于七月末完成《唐五代笔记诗话纠谬――以刘禹锡事迹为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阅江学刊》八月八日发表。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文。”
“卞先生于七月廿八日将与武黎嵩合撰的，《没有钱穆名字的钱穆家谱――对锦树堂钱氏宗谱的发掘研究》定稿。并投寄《中国文化》杂志，尚未发表，此系先生生前写定的最后文章。”
又9月1日，南京大学出版社黄继东兄带来萱师与周群师兄主编的“中华传统文化丛书”六册，4日晚我与萱师说起，病床上的萱师听到这套耽搁五年的丛书终于出版，开心地说“总算出了”，并关切地问起我与弟子写的《史书地志》一册――这当是萱师生前主编出版的最后一套书吧，而师却未能见。
恩重如山的吾师，您走得突然，也走得平静，大德者寿，大德者福，以八十六岁高龄，在开心论学中遽归道山，吾师，您真是大德者，真是有福气的人！此刻，阿祥透过朦胧的泪眼，从31楼向着夜空看去，分明看见吾师仍然健步如飞地走着，声如洪钟地呼喊着，急切地要去拜会黄炎培、范文澜、章士钊诸位吾师的师辈……
2009年9月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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