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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南大，有耕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师，有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更有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的教辅人员，学校前进的步伐凝聚着所有南大人辛勤的汗水。当有人骤然离去时，南大师生用发自内心的泪水和悲伤为他们送行。能告慰他们的，只有一句：“道在，师亦在”。
孙以年老师退休已十余年，后又搬去与儿子同住，与他的来往遂日少。但在校园里碰上，仍亲切依旧。在11路车站，我也遇见过他数次，相谈甚欢。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让你感到亲近的人。“五一”节过后，去院办公室办事，才听说他已于2009年4月30日因病去世。心中暮然一惊，心底继而一痛。
我留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时，他任教研室副主任。80年代初期，德高望重的李乾亨先生的所谓“历史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是孙以年老师首先告诉我，李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马列室有一位老教师，是苏州人，在苏州老家，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需解决。孙老师引为己任，不辞辛劳，前后奔波，终于使问题的解决初见眉目。我留校不久，出差苏州，他不知听谁说我一位好友的父亲是时任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遂急匆匆找到我，问我此关系是否属实？他说，那好，你帮组织上带一份有关材料给他，我再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敦请部长同志关心关心我们的老师。我照办了。此举是否对后来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不得而知。但由此事足可见孙老师帮助他人的处心积虑。
我这个人个性较强，脾气急躁，年轻时说话办事往往不周到，迄今仍偶犯之。褒者谓之心直口快，贬者斥为目中无人。当时的我，亦为此常常苦恼。经常是一句话出口，已是不逊之言，虽后悔不迭，但覆水难收。一次，在会议室与孙老师打乒乓球，打着打着，他自然、和缓地对我说，你这个年轻人，就是性子急一点，其他都还好。性子急往往解决不了问题且适得其反，今后要注意。没有一句批评言词，但确实点出了症结所在。
他任校党委统战部部长后，有一次我去其办公室拜访他，和他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对话，迄今难忘。我请教道：孙老师，我也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可以吗？他明知故问：你不是我党党员吧？我答：怎么不是。他说：那你就不要参加民主党派了。我问：为什么呢？他答：基本无此先例啊。我问：若我已是某民主党派成员，可以申请参加我党吗？他答：符合规定者，热烈欢迎。我说；你这不是不平等吗？我们就比人家高？他沉思了一会儿答：在地位上，大家是平等的。但我党的最终目标总高一点吧？意即：你已参加了以极高目标为追求的党，其他（党）的目标不也内涵其中了吗？因此，你亦无需再参加其他党了。平和论理，以理服人。有鉴于孙老师的精辟和循循善诱，我和刁振飞学弟在恢复政治学系设置课程时，还专门为他设置了“统一战线理论”课程。他因工作繁忙，未来得及上。
孙老师爱他的孩子，但方式独特，令人忍俊不禁。其女儿求学于商院，留学于美国。求学商院时，某年暑期，想投身社会实践，但不知如何去做，孙老师建议她去卖冰棍。从基层经济生活入手，既观察了社会，又锻炼了自己，还与所学专业能有所结合。其儿子，聪明且顽皮。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步行至离家很远之处。返家途中，经过山西路，竟有成人向其问路。小孩子面对陌生大人，不仅不胆怯，且略加思索后，知其所问之路与自己返家之路同路，遂大声对问路者讲：你跟我走。将问路者带至所问之路，然后返家。孙老师津津乐道于此事，数次讲给人听。
孙老师少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工作，青年时代，入人大攻读哲学，成为一名胜任的名校教师。一位老教师告诉我，“文革”中某天，他听说工宣队有调查（即整人）孙老师的打算，遂冒一定风险，迅疾去他家告知，提醒他应有所防范。孙老师闻知，镇定自若，平静似水。真应了中国老百姓的一句老话：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孙老师的为人处世，可以一字概括之：“诚”。子思曰：不诚无物。诚乃万物之本。想想也是：我们常讲万事万物皆乃矛盾统一体。既矛盾，还能统一，遂有体。机理如何？惟“诚”。惟“诚”可致矛盾统一成体。又一个诚者离去了，惟愿我们这个世界，好人一生平安！
2009年5月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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