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春夏之交，我从射阳县政府调到盐城(一度称为叶挺城)专署。一晃 60年了。那时党风的纯朴、政纪的严明、革命的激情、老同志的教诲熏陶，至今难忘。如今我年事略高，勉力写点杂忆，以纪念共和国诞生60周年。
当我完成渡江战役支前任务后，领导通知我立即去盐城专署报到。到了盐城，真是满目疮痍、断壁颓垣、一片废墟。当年十万多人口的繁华盐都，历经战火，如今只剩一两万人。我到专署财经处报到时，已是傍晚，值班人员告知：你今晚先到总务科把床领来休息，明天上班时科长和你谈具体工作。我到了总务科，什么床?就是扛一块旧门板回来。可我仍心存感激，从此告别我们在县内常睡稻草地铺的日子。第二天，我用过早餐，七点不到就到办公室等待谈话，等呀等呀，一直等到8点，人们才匆匆进来。我不解，怎么还有上下班规矩，过去我们在县内从无固定住址，也无所谓上下班，遇有任务，白天黑夜连轴转，空下来还能打牌、钓鱼，逛乡间小道。看来以后得先训练坐功。后经实践，很不习惯。
当陈寅生(后江苏省农行创始人)科长向我宣布会计工作后，末了还交待几句：往后每两周开一次科务会，每天学习半小时，周六还要集中学习半天。我听后顿感新鲜，过去我在县内人微言轻，从没有人找我学习开会，全凭领导吩咐办事。如今身价是否拔高?后实践证明，会议蛮多：动辄传达上级指示、动辄领导作形势报告。地委专署机关常在一起开大会，那时人少，总共就是二百多人吧，领导不是作报告就是学习辅导。主讲人经常是地委宣传部长戴星明(后担任过华东局办公厅副主任)、还有专署秘书长杨兆熊(后任上海某部的领导)，我们小年轻的在背后都夸这两位是“铁嘴”，说他们能把“死人说活”。听他俩报告，真是莫大的享受。给我印象最深，戴部长讲：“有人骂我们实行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有人还骂我们一边倒(倒向苏联)，正是这样，我们就是要一边倒。”后来方知，这都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的。为了一边倒，专署还集中了几十个小青年，特邀盐城中学一位老师教我们学俄语。五年后我到南京大学读书，念给一位俄语教授听，她说我十个单词有六个是读错的。究竟是我方言太土，还是当年老师“水货”太深，我一直未弄清楚。不过那时一切都强调一边倒，所以我们学俄语也表示“一边倒”的姿态，至于学好学坏那是另一码事。
进盐城不久，供给科按每人身材制发一套单装。从此我不像在射阳工作时常穿部队剩下来的肥瘦不称的黄土布军装。为此，我们专直机关党委书记还作了一次讲话：“这次发夏装，冬天还要发冬装。从现在起，每月发一张理发券、两张洗澡券。希望大家进城后保持整洁，不得邋遢脏兮兮的。夏天严禁赤膊赤脚上班。”我不知轻重顶了一句：“每人仅有一套单装，过去我们夏天在乡下办事，男同志多半赤膊，既舒服又自在。”大概书记听到我嘀咕，“小张，要是让你到江南大楼和众多女同志一起办公，你能打赤膊光脚丫吗?各位，以后不论谁，若再天马行空的游击习气，决不原谅。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叫花子队伍。”
到盐城我们仍是供给制，每月大概相当于现在两碗牛肉面的薪水。生活几天，我觉得专署的伙食不错，至少每天有一干两稀的大米饭(粥)。过去在县内，特别是下乡，三餐难得保证。一天，专署食堂李事务长通知，说要改善伙食，我以为要吃大鱼大肉。谁知，他所谓改善就是在晚餐的大米粥内放些豆油，那吃起来真是香喷喷的，堪称美食。我们主食有保证，但菜金极少，有时不能按月发，所以领导要我们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规定每人每天上交蔬菜1-3斤。这样我们就在南城墙下、甚至连宿舍大院的每寸空地都种(栽)上蔬菜。种菜必须浇水施肥，可在宿舍大院内浇大粪，那味道实在吃不消，进出都得捂鼻子，但我们终于完成任务，将近两年，基本上做到菜金自给。后来领导还表扬专直机关，说我们能勒紧裤带，为扭转财政经济状况尽了一份力量。
是时，我常听到一句名言：“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但什么是共产主义?不要说我当时17岁的党员弄不清，就是60年后的今天又何尝能说清楚。不过对电器化好像有点感觉，就说我们刚到盐城吧，没有任何工厂，可不久，我们从煤油灯改为电灯，从吃井水改为自来水，这不就说明我们有电厂了嘛。数日后，)财经处的办公室也装有一部有线的手摇电话，过去都是前线部队和大首长的办公室方有这玩意。
我在进盐城前，射阳县委就让我们跑30里外的合德看华中什么文工团演“闯王进京”，可到了盐城领导又让我们一遍遍地看京剧、淮剧的演出，实际上都是改编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意在我们进城后要接受李自成的教训。
某天，地委戴星明部长又为我们作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报告。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两个务必”。报告后再三讨论，我才弄明白那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
我到专署不久，从会计改为审计。人小权不小，即是地委书记高小平若用公款请人吃便饭，不经我审核同意，他就没法报。其时，我们从未听说过什么请客送礼、贪污腐化、偷鸡摸狗之类。有一次，我在审核东台县救济院账目时，发现该院一个月内竟报销十几个婴儿的丧葬费。我报告了陈(寅生)科长，他从凳子上跳起来：“这还了得，一个月死十几个小孩!”他要我立即写篇稿子寄《苏北日报》。该报不仅刊登，而且会同有关领导即刻赴东台调查。经查明，该院是将一年多的死亡率放在一个月内报销，虽无责任，但他们仍诚恳地在《苏北日报》上登了检查。我们处领导也通过此事教育大家：“小张这次做得不错，我们所有从事打算盘的人，首先要学会一切为人民着想，我们鼻尖下的数字就是高度为人民服务的政治。”
整个专直机关仅有一台老式电子管的收音机，还有一个篮球场，其它什么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电影电视舞会之类。按说这生活很单调，其实很丰富。每天麻麻亮，一听到军分区的号声，我们也连滚带爬地起床，然后去操场集体跑步，专员陈书同一向是带头的。平时我们年轻人还互相教唱、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秘书长杨兆熊还常来指点。陈书同和我们打篮球是常事。下场时，大家一身臭汗，跑到井旁冲洗一下就行了。那时同吃食堂、同去劳动，所以干群关系，党群关系，非常亲切。
1949年10月1日晚，也是共和国成立的晚上，在盐城所有党政军机关人员都去盐城中学旁的大广场聚会，顿时广场变成人群的海洋，附近的农民也赶来，所有的文艺团体都登台表演，我和李素(陈寅生夫人)大姐也代表专署表演了一个小节目。大会宣布结束时，人们都不愿散去，年轻人又自发地扭起秧歌，有的边唱边跳，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也挤进来。是的，共和国的建立是几代人的梦想，终于让我们这辈人看到，你说他们能不“疯狂”吗?!
共和国成立不久，很多在盐城的同志都纷纷南下或进入大城市。我也从盐城调至上海学习，后分配在华东财政部工作。1954年大区撤消，又到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一直留校至今。如今回忆60年前的往事，好像又把我带回那峥嵘岁月的年代，想我原本是社会底层一个农家不懂事的孩子，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而盐城恰恰是我人生征途的起点。我永远怀念这座英雄的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