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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到2007年，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三峡考古工地上度过，三峡的一切都令我神往，但我脑海中常常浮现的还是老钱的身影。
老钱是我们南京大学重庆库区考古队聘请的技工，文物修复的好把式。1999年春天，我们在重庆巫山县大昌镇大宁河畔认识了老钱。那时他在社科院考古所双堰塘考古工地，与我们的发掘地点张家湾隔河相望。一个雨天，我在双堰塘考古队的驻地见到一位伙夫模样的人，60岁左右，腰上系着粗布围裙，坐在板凳上，正抱着一件陶罐在腿上摩挲着。考古所郑队长向我介绍，这是老钱，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的，是个修复高手。他便抬起头咧嘴笑着，大摇大摆走过来和我打招呼：以后有修复的事尽管说！
后来，我们趟过河送了两筐碎陶片，过了两天，就取回来几件完好的器物。拼对陶片是一件多么费时费力费眼神的活儿，他居然很快就拼好、修好了，上过石膏的地方也着了调好的墨，粗看竟分不出是修复过的器物。
2001年秋，我们出了小三峡，在大宁河口巫山县城附近的江东嘴发掘，老钱还在双堰塘。工期临近结束，张老师要我和双堰塘的梁队长联系，请老钱来这里帮几天帮忙，于是老钱便住在了我的隔壁。对老钱的手艺早有耳闻，雨天不能上工时，同学们就过来给老钱打下手，其实也都有学艺的意思。
老钱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在台灯下摆鼓陶片，晚上常常干到十点以后。他系着破围裙，戴着老花镜，把陶片放在腿上仔细掂量的样子，又让我想起了城里路边的修鞋匠。我说，老钱，不急，悠着点，别把陶器修起来人却累散了架。他说，没事，早干完早回去，那边还有活儿等着呢！
其实，我知道，老钱的老伴正在给双堰塘考古队做饭。这不是他的原配老伴，原配老伴去世后，他随队在内蒙考古，考古队在当地给他撮合了现在的新老伴。“新老伴对你还好吧？”“那家伙！”通过这简单的宋丹丹式感叹，我体察出他们实实在在的幸福。
一个星期后，老钱要回去了，大家有些恋恋不舍。我去送他，他说：“刘老师，在这儿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等明年退休了来跟你们一起干。”
2002年10月初，老钱就真的带着行囊来到了我们在重庆云阳的考古工地。他从馆里退了休，双堰塘的工作也结束了，自由人，一身轻松，只是行李还是那么重。见了我，问起去年的几个同学怎么没来，他都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今年来工地的新同学也就直接喊他老钱了。
老钱的到来令大家兴奋，但接下来我们就发现，今年的工作那是相当艰苦。工地离住处有15分钟的路程，其中5分钟的路是江边的陡坡。上工路上要经过护岸工程队的工地，工程车往返奔跑着，压起路上二三十厘米厚的浮土，走上去如同踩在稀泥上，噗、噗作响，车辆过处尘土飞扬，不见天日。路过的尸山包和柏树包据说也是三期规划中将要抢救的汉墓群，但此时尸山包即将被夷为平地，柏树包上也正打着炮眼，没听说有墓葬发现。常常是上工时走过的小路，下工时已被炸成为深沟。我们每天头顶烈日，冒着工程队的炮火前进。有时先要远远地摇着手呼叫：别放炮，自己人！而老钱往往是走在最前面，喊得也最响。在还没挖出东西可修时，他与我们一起上工，一起收工。
有一次，我因心急亲自打起了探铲，打到第九个探眼，铲头被石子挤住，动不了了。我握着用自来水管焊接的铲柄，用力转动，结果铁杆子没拧动，把腰杆子扭了。这下惨了，白天勉强应付，晚上就痛得翻不了身，睡不着觉。我问老钱，你会修腰吗？看我痛成那样，他责怪起来：“怎不早说！现在只能给你上上石膏，咋样？”“把我当陶器呀！还是明天再说吧。”第二天，我买来红花油，老钱就每晚给我搓擦。他说要擦到发热才管用。果然没两天就轻松多了，不出五天就好了个干净。原来他真的会修复腰！没有文物修，修修人物热身呢！
但是，我晚上仍然是睡不好，我还没习惯老钱的呼声。老钱的打呼大约是同他的手艺齐名的，二者的扬名又常常相辅相成。熟悉他的人谈到睡觉打呼的话题时经常会想起他，有时也因为提到修复的事而想起他的打呼。这两样我都领教了。单说打呼，一开始就是摩托车正在发动又老打不着火的状态，用脚一踹油门，嘭嘭嘭！又一踹，嘭嘭嘭！……，如是三番，老是发动不了，打不着火，也上不了路，我自然也就干等着，有时还要屏着呼吸，等着他的一长气吐出。大约过了十一点，摩托车终于上路了，呼――，呼――，呼――……，我也像搭乘上他的摩托车，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踏上梦乡之路……。
有时他的呼声给我带来希望。开工半个多月，连墓的影子没见着，整天烈日烧烤着，工期紧逼着，想多了就寝食难安。兄弟考古队和当地文管所的朋友也都为我们南京大学队捏着一把汗。老钱却呼声依旧，呼――，呼――，呼――……，到了我的耳中，这音符就变了调，墓！墓！墓！……。他就这样夜夜催促着，提醒着。我终于下了决心，做出决定，不能再拖下去了，马上调整方案。我让老钱带领两名工人沿江边钻探找墓，我带其他人重新布方。两天后，我们终挖到了第一座土坑墓。我把这消息立刻发了出去，周知各位关心我工作的朋友。接下来，第二座，第三座……，最后挖了12座。老钱也可以安心在家修复了。他就是为着修复来的，他甚至比我还高兴！
但老钱也有费力不讨好的时候。2003年秋，我们在奉节的发掘临近尾声，老钱的修复也差不多了，剩下两件汉墓出土的铜器，出土时已是又薄又脆的碎铜片，也缺了不少，只有足和盖勉强能看出形状，根本无法复原。我说，算了吧，这东西是没法修了。老钱说，整起来，好画图。他大概觉得修不起来会影响大家对他的看法，于是戴着老花镜，没日没夜地干了三天，愣是把一堆碎片在石膏、蜂蜡的帮衬下立了起来：一件铜鍪，一件铜钫。学生们高兴地捧着去绘了图。几天后，我兴冲冲带着材料向前来检查的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汇报，PPT放到那两件铜器时，一位专家指着照片问我，这铜器是怎么修的，我如实相告。专家有些生气：你们怎么能这样干！我私下向那专家请教，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总不能交一堆碎铜片吧。专家告诉我，交给重庆，让他们另找专家，或许还有复原的可能呢。可我不知道，老钱修不了的，还有谁能修？
2004年11月初，内蒙下了暴雪，老钱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说，不通车，出不了门了。这一年他就没能到奉节的考古工地。2005年春节，我打电话给他拜年，他还提起那场大雪带来的遗憾。7月又打电话过去，他儿子接的，说老人已经不在，5月份去世的。我抓着电话，半天回不过神来。
现在，我该庄重地说说他的大名了：他叫钱常友，原名钱常有，文革中经人善意地提醒后巧妙而识时务地改了。
2005年的秋天，又到发掘季节。我们在奉节整理寄存物品准备布置新的发掘时，找出了老钱存在这里的一个纸箱，内有狗皮褥子一张，护膝一副，与小件生活用具一起杂乱地摆放着。下面是一包修复工具，用一块满是石膏、油灰印渍的粗布围裙细心包裹着。纸箱一角放着他坐火车违禁带来的一瓶三甲树脂，还剩一半。留下那半瓶树脂，其余的我让两个研究生到县城给老钱家人寄去，这是老钱留在考古工地上的遗物，寄给他家人处理吧。
以后几年的三峡考古，没了老钱，但我每到一地，还会有朋友问起他。大家留恋在一起无所顾忌开怀畅饮的美好时光，那时老钱总会适时地举着杯为大家献上一首蒙古族劝酒歌：“金杯呀！银杯呀！……”就着老钱的歌声，我们不知多喝了多少酒，身体摇晃着，心中却填满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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