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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李鸿章”这一断语既是历史事实，也是一书名。这是由安徽作家赵焰先生新近完成的一部力作。因其立意新颖、内容不俗，该书得到清史专家戴逸、作家莫言和评论家朱大可的联合推荐，成了书店榜上的热销书。
李鸿章是安徽人，具体说是合肥人，而本书作者赵焰也是安徽人，这样写作就有地利之便，比如李鸿章的老家在合肥磨店乡的祠堂郢村，地处偏僻，难得有外地人到，而赵先生不辞劳苦，一路寻访，找到了李家祠堂旧址，为幸存的两棵古树留影。另外据说李鸿章留下的文献数量特别庞大，有2500万字之巨，而赵先生已过目不少。这样充分的准备工作就为写好这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书的成功更多体现在对传主的准确评定上。李鸿章是晚清名臣，其一生几乎就是一部清末历史，而对他的评价却是既易又难。易的是可按通常看法对他全盘否定：他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后又媚外卖国，留下了千古骂名。而本书却是避易择难，试图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归纳起来，作者对李鸿章三方面的行事给予了不同的评价。首先，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先屠杀太平军，后剿灭捻军，忠实地充当清廷鹰犬，犯下了罪恶。而且李鸿章还在苏州杀降，背信弃义地杀害几万已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将士，连封建时代的道德信条都不遵守。其次，对李鸿章后来投身的洋务运动，修铁路，办电报，兴办军事和民用工业，编练北洋水师，基本应该肯定。最后，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方面是李鸿章办的外交。如果从他亲手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来看，他是罪不容赦的，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本书却不就此而止，对他的外交活动又作进一步的交代。因为李鸿章是当时大清国最了解外交的高官，那些倒霉的议和差使往往会让他这个只是地方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臣子去办。在外交谈判中平心而论他还是尽力的，费尽心机地去谈，去争，甚至还会打起痞子腔去求，去赖，但弱国无外交，结果仍不得不在割地赔款的条约上签字画押。
这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客观地说也是历史、时代的悲剧。李鸿章去世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写文章称：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就是说李有过人之才，但见识有缺陷，结果却是个悲剧人物。该书作者认为梁的评语如手术刀般“刀刀犀利，准确异常”，而笔者则以为该书作者的笔触也如同画笔，笔笔真切，浓抹淡涂，绘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传主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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