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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份，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南京大学报到，第一次走在汉口路上，心里非常激动。那时候的汉口路窄窄的，两边种的银杏和香樟，树干细细的，成年人的手一把都能握得过来。走进南园，到处都挂着欢迎新生的条幅标语和各个系的标识旗帜，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新生和部分陪伴来的家长，手中提着简单的行装，有的就只挎了一个包袱。我报到后，按照规定，朝12舍走去。一间寝室17－18平方米，10个同学分享5张上下铺木床。大学6年给我提供了成长的沃土，当然也品尝到那个年代特有的青涩和怪味。可是，许多南大特色是一辈子不能忘怀的：在铺设草顶的简易教室“南草”（现在蒙民伟楼的位置）听课；在校园中常常能见到步行的匡亚明校长，并向他鞠躬致意；在教学楼大教室中聆听大师们的学术报告（如仲崇信先生的“大米草引种研究”）等等。由于文革的耽误，我们这一届学生未能在69年如期毕业，而是和65年入学的同学一道，成为70年代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毕业时原先嘴唇周围的绒毛已经变成真正的胡子了，但是与班上另一个被称为“大胡子”的同学相比，我只得甘拜下风，屈居为“小胡子”。
在湖南工作了将近10年，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将我送回母校读研。我师从敬爱的导师仲崇信教授，做大米草耐受重金属汞的生理生态研究。再次走到汉口路上，两边的银杏和香樟已有碗口粗了。走进13舍的寝室，面积还是和12舍的差不多大，但是，5个人分享3张上下铺钢丝床，条件比本科阶段好多了！我们5个人都很珍惜学习的时光，经常不约而同的攻读到半夜。这些同学都比我年长，但是，他们4个谁也没有我的胡子多。胡子多也挺麻烦的，再忙，也不能一星期不刮胡子。当时刮胡子用的是老式剃须刀，其中夹着刀片，必须使用锋利的刀片，并用热水敷透腮帮子，涂抹皂液，才能刮干净。如果刀片用得时间长了，或者热水敷脸不到火候，都有可能刮得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有时急急忙忙去听课，常常刮得这儿红一块，那儿破一块的，让他们好笑。有几次听仲先生讲课时竟然发现他老人家脸上也破了几处，心头不禁一热：真可谓师从先生，亦步亦趋呀！
研究生刚毕业，原来的室友得知我要去福建出长差种互花米草，与我相约，要我3个月不刮胡子，好让他们看看我大胡子的尊容。谁知我留了1个月的胡子后，就无法再留下去了。一次从海滨试验地走到福建罗源县街头时，蓬松而长乱的胡子非常引人注目，而且还引起一个男孩的警惕和跟踪，口里喃喃道“特务，偷渡的特务”！最终还被他掷来的一块石头击中。我哭笑不得，只好给朋友们留下一张蓄了一个月的“大胡子”照片，急急忙忙将胡子刮掉。从此，胡子再也不留了，但是“大胡子”的绰号却不胫而走。
从1981年留南大工作，30年弹指一挥间。校门外汉口路上的银杏和香樟已经长成十多米高的大树，两排香樟的树梢向上交叉呈华盖状，郁郁葱葱，十分壮观。马路拓宽不少，两个校门间的路口还安置了红绿灯。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在这儿拍照留念，告别母校；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在这儿跨进南大的校门。一幅幅欢迎横幅换来换去，其中有一幅是永恒的：“今天你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你为荣”！从校门口向里望去，南大经百十年风雨洗礼越来越美；从教学楼台阶向校外望去，南大学人走遍四海五洲，留下坚实而闪光的足迹。如今我已成了一个花白胡子老头，时不我待，海滨系统生态工程、盐土生物质能……，还有许多问卷要我回答。我要刮去胡子，和年轻人一起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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