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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去支教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当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报名参加了。我参加的是共青团中央组织的第十届研究生支教团，服务于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只在网络搜索引擎上见过的陌生的地方。我支教的学校建在山脚，山前是一片广袤的平地，山的背后，是更多的山。我的学生们，是从群山中走过来的，而我的支教生活，也是翻山越岭般一路走来的。
我是自信满满地走上讲台的。因为我所教授的是我的本科专业，更是我高中三年最为自豪的科目。但当我看到学生们第一次的月考成绩，我才知道，原来我在讲台上的洋洋洒洒，学生是听不懂的。学生们在大山里长大，对新信息新事物的接收都是有限的。对他们来说，我上课打的比方，举的例子，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甚至连我的说话和用词都需要花时间理解。我还清晰地记得，刚到学校的时候，我给学生上过一节关于学习方法的课，那是我高中三年最宝贵的经验积累，满以为会让学生们收获丰厚，但整堂课上，学生们始终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连交流都不能顺畅的课，还奢谈什么教学质量呢？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当地的学校不愿交给我们太多的教学任务，并不全是因为不放心我们的教学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实在太不了解当地的学生。为了改善我的教学质量，我开始静下心去观察，我不再把强调自己学生时代的良好成绩，而仅仅把自己看成是山村中学一名刚刚工作的教师。我一遍遍聆听当地老师讲课，发现那些自己一度认为枯燥不堪漏洞频出的课，却有着极高的教学效率：枯燥不堪是因为反复强调可以加深学生对考点的记忆，漏洞频出是因为考点之外的内容不需要让学生产生太深的印象。学生们虽然总是抱怨上课无聊，做起题来却是有板有眼。于是，我从学校的资料室里找来各种各样的习题，先自己做，再让学生做，再分析彼此的不同―――支教的一年，我在自己这门课上，完成了比高中三年还要多的习题。我还逐渐摸索出了一种适合当地学生的教学方法，将新思维、新观念与考点结合起来，既使课上得有趣，又使学生能明白重点。当看到学生们的成绩渐渐有了起色，喜悦与欣慰便油然而生了。因为教学效果的改善，当地学校也对我们逐渐信任，交给我们的教学任务也逐渐重了起来。
当课堂上的问题逐步解决之后，我开始关注课堂之外学生们的情况。虽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但经济发展往往只惠及城镇学生，山里孩子的贫困情况却是普遍存在的。鉴于这样的情况，我和队友们通过各种渠道，在当地学校建立起爱心基金，用以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而为了弄清学生的家庭状况，我一次次外出家访，在家访中，我对大山里的人家又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一个飘着蒙蒙细雨的日子，我走了一上午的山路，来到一座大山深处的村子。这里海拔高，交通不便，平时少有外人前来。村里的农作物虽然长势喜人，但因为运输不便，很难卖上好价钱。我去的前一天，刚有人来村里收过李子，酸甜可口的果子，只能卖到一毛钱一斤，我学生的父母，花一整天摘了五百斤李子，也就换来五十元收入，而对他们来说，能有这样的收入已是很不错的了。但就是就是这样贫困的山村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我学生的父亲―――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这里太穷了，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太少了。所以不好让国家投入了，要自己集资通水电！”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泛起一阵的酸楚。而更让我心酸的，是另一个学生的家境：她家住在借来的土坯房里，围墙残缺，客厅里仅仅摆着两张条凳和一台十几寸的黑白电视机。她妹妹在几年前因病去世了，家人至今还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我临走的时候，给她们一家照了一张全家福。我的学生请求我，把这张照片冲洗出来给她，她说这是她父母结婚之后照的第二张照片，也是她自己的第一张全家福，说这话的时候，她已经十五岁……
山里人的淳朴善良与大山深处的贫穷落后一起印在了我的脑海。虽然我和我的队友们力量极为有限，但哪怕是收到一块钱的善款，都会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犹记得正当我们为一个患有神经性耳损伤的学生的医药费发愁时，一位北京的好心人打来电话，主动承担下学生全部的医疗费用，并且郑重地告诉我们，病能在云南治好就在云南治，云南治不好就到北京治，北京治不好就到国外治，所有费用都由他来负担……那一刻，我的激动无以言表。
除了课堂教学与爱心帮扶，我与支教有关的记忆还有很多……而这些记忆，总是与大山相依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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