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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19年暑假由安徽保送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的。那时教育科主任便是陶行知老师，同时他也是南高师的教务长（原来教务长是郭秉文，由于江谦校长不来校，校长职务由郭秉文代行，陶老师便代行教务长职务）。陶老师是1917年到南高师任职的，1921年以后，由于担任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当时规模最大、也最有权威的全国性教育团体，由蔡元培、张伯苓、熊希龄、范源濂、黄炎培、袁观澜、郭秉文、李建勋、汪兆铭等人任董事，陶老师任总事务所的主任干事，总事务所下设委员会、学术部、事务部、分事务所四个部分，单是委员会就有三十二个，要管的事实在太多），在校的时间就不多了。1923年连家也搬到北京。但对南高师教育科，还是极关心的。我是安徽人，陶老师关心桑梓，提携后进，我进南高后，陶老师发起组织安徽籍在南京求学青年同乡会，我做了不少联络和开会的具体工作。他还指示我们利用暑假回乡联合青年学子进行一些社会活动。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和陶老师是比较接近的。陶老师可记之事极多，本文只回忆陶老师在南京时几件事。
一、重视评议表达能力
陶老师擅长演说，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报告。他也提倡新的师资要有较好的评议表达能力。我投考南京高师时，除笔试外，还经过一次五分钟演说的口试，题目是“五四运动”。陶老师就坐在台下亲听应考生的演说，作为录取的一种成绩。这在我国历来只重文字取士的国家里，确是一个创举。我在南高师时，学校多次举行演说比赛，有一次，陶老师作了指导性的讲话。他的讲话，不仅丰富多彩，还善于概括。他说好的演说，不外两句话：一是“有话说”，即要有内容、言之有物；二是“说得好”，即要掌握表达艺术，能既有条理而又有血有肉、生动易懂地把内容表达出来。他还说：两句话又可以并为一句话，那就是“有话说得好”。他的话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这是六十年前的事，我至今还记得很牢。
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好处很多。一个教师，如果语言表达有缺陷，是必然要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南高师毕业生在教学时注重语言引导，而且比较少一点学究气，多少是与南高师重视语言能力培养有关的。同时，语言才能，也是时代的要求。五四运动时期，学生多到街头作反日爱国宣传，南高师就有不少同学，擅长演说，他们在鼓楼太平路、夫子庙宣传时，最能吸引着广大的听众。演话剧也是一种宣传，参加话剧演出的同学，不用说对语言表达要下一番工夫。南高师话剧很出名，经常公演，女生也参加。
二、坚决主张高等学校实行男女同学
清末兴学之初，颁布癸卯（1903年）学制。女子在这个学制中是没有地位的。到了1907年，学部才勉强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在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还特别规定：“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至于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最早提倡女学生并见诸实施的是蔡元培，1902年他就在上海办了爱国女子学校，1912年他任教总长，所颁的《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初等教育男女可以同学，中学、师范、职业学校，都可以为女子独立设校，大大提高了女子受教育地位。至于女子在教育上真正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那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事。1920年，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同时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这时北大校长是蔡元培，而陶老师则是南京高师招女生的决策人之一。他在上课时对我们讲过这件事。他说实行男女同校，阻力很大，学校收到很多反对的信，说法千奇百怪。陶老师说，这些奇谈怪论，当然是毫无道理，我校为了打破几千年男女在教育上不平等的旧习，什么都不怕。我国大学招收女生，以岭南大学为早，1918年已开始（见《教育杂志》12卷六期），但岭南大学系私立的教会学校，不甚引人注意。国立的高等学校实行男女同学，就不同了，何况北大、南高是五四运动时期推行新教育运动的两个著名最高学府。这两校所以遭受强烈的反对的原因在此，而两校由此而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也在此。男女同学后，不仅各系科课程共同学习，校内外活动和社会活动也共同参加，蔚成教育上的一代新风。陶老师对此是有过一定的功劳的。
三、鼓励青年从事社会活动
陶老师不仅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从他于1919年参与“新教育运动”到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并担任工作繁重的主任干事，都足以说明他是一个走出校门的活动家。另外，他在南高时，曾做了不少工作，打通南京安徽会馆执事们思想，自愿拿出会馆的钱财和房子办安徽公学（先办在水西门会馆内，仅两班，后迁到白下路，扩充班次，开始时由陶老师自任校长，后来实际负责人是姚文采），这也是社会活动的一例。陶老师自己这样做，也鼓励青年们这样做。记得在1921年暑假前、陶老师曾对我说，这次暑假回乡，你可以约集一些青年们做些社会活动，像监督选举，你们就该过问。我信陶老师的话，回到芜湖约了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读书的青年，组织起《芜湖旅外同学会》。那时正选举省议员，我们商量了一下，便不顾有什么艰险，分头到各选举地点进行监督，发现了不少舞弊情况，决定提起选举诉讼，审判厅受理，开庭审判。由于我们提的证据确实，当庭宣布这次选举作废。后来重行选举，已是秋后入学，没有再管。当然我们这种自发的活动，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对青年们的鼓舞是极大的。这次活动扩大了我们对社会的接触面，增强了我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憎恨，锻炼了我们的一些活动能力，也激起我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如选举诉讼胜诉）。当时一同活动的有李克农、钱杏村（阿英）、段熙仲、汪云天、余凌云、余介石、束世�、陈衍桐、胡思齐等人，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对这活动充满热情，有一股浑身是劲的朝气。现在事隔几十年，但想起当年情况，还是记忆犹新。
编后 1920年前后，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南呼北应，共同发出开放“女禁”的倡议。就在1920年，南高师坚持将8名和男性一样通过考试的女生作为正式学员录取。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的正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陶行知先生。陶行知(1891～1946)，现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1910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先后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和文学硕士学位，成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和孟禄的学生。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对教育颇多革新。1921年参与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致力于学制改革。1923年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职务，从事平民教育运动，转而提倡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本报刊登校友章柳泉撰写的文章，回忆陶先生的行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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