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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博士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课堂上讲授与讨论；一是个别地围绕论文交流学术观点。南京大学一向重视教学这一重要环节，这是南大的好传统：老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强调了讨论与启发式教学，以便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教务处曾对本科生教学提出过“读、写、议”的口号，要求学生认真读书，认真做作业，认真开展讨论。对任何层次的学生都可说，读书是基础，写作是训练，议论是激发灵感的桥梁。但在读写基础上作些议论对本科生合适，对研究生就远远不够，讨论应提到更重要甚至主要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讨论课（Seminar）。
我为博士生开设了这样四门课程：《美国史选讲》、《史学名著选读》、《美国外交思想史》、《美国的历史与文明》。
《美国史选讲》是在一部美国通史中选择八个至十个专题加以讲解与讨论，基本上每个专题讲一次，接着讨论一次。最后有一个课程小结。
《史学名著选读》我选了《美国人》这部名著。关于选哪部名著我曾经考虑一番,曾考虑把一本美国通史作为读本，特别想到了布罗姆编《美国的历程》与贝林著《伟大的共和国》。前者是六位大家合写的皇皇大著。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反映了美国史学的学术水平；后者主要作者贝林是享有盛誉的大史家，该书已被许多大学采用。但最后我选了布尔斯廷的三卷本巨著《美国人开拓历程》《美国人建国历程》《美国人民主历程》，理由是，该书不是一部通史教材而是作者的美国史心得，书中充满着对美国史传统解释的反思，大量发掘新的历史资料，这对启迪思想开展讨论是极为合适的。作者在书中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其本身就是开发学生想象力的范例。我没想到这门课会受到学生如此的欢迎，他们说读了这门课后才觉得过去并没有读懂这本书。这个课程使他们受益匪浅。事实上，他们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布尔斯廷学术思想的影响。我的开门弟子之一的蔡昌卓“美国英语形成”的研究明显的有着布尔斯廷的环境论的痕迹。他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时，我在书序上写道：“布尔斯廷的史学思想与在南京大学接受的学术训练，对昌卓写作博士论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美国英语史》一书的构思就是建立在英裔美国人对环境的应战这一基本立论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英语史》一书是借用布尔斯廷的环境论进行语言研究的一个尝试与突破。”开这门课获得成功表明，精读学术名著对于学生是那么的需要与重要，名著需要精读，读后受益无穷。
《美国外交思想史》一课是在我原先为硕士开设的《美国外交史》的基础上加以深化的，不再是对外交史实的系统叙述而是对美国外交思想的诠释，重在讲思想理念。这门课对研究美国外交或美国文化的学生都是有用的，因为美国外交思想是美国文明一部分，它是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反应，是把美国文明扩展到外部世界的思想体系，但对那些外文系的学生，这门课程有些生疏。也有例外。如钱皓，虽然志在研究族裔融合，但她读外交思想史这门课也十分投入，正是这门课为她日后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奠定了基础。这几年她一直从事美国外交与加拿大外交的研究。当然，《美国外交思想史》这门课对撰写美国外交史论文最有用。有四位弟子写美国外交史的论文。
《美国历史与文明》则完全是一门讨论课，一门跨学年的综合性课程。参加讨论的都是读过一年博士生，已读了不少书，基本上已有自己的兴趣与研究方向的学生。我的计划是让每一位参加者自报题目，作为每一堂课的主讲，而后让他们展开讨论。实际上，这些主讲题目许多就成为后来主讲者的论文题目或论文方向。那位主讲人在讨论会上得到了许多新的灵感与论点，这对他后来的论文写作是十分有用的。对参加者而言，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这些主题发言合在一起更像一部内容丰富杂陈、风格各异的美国史，比一个教师干巴巴地照着讲稿讲的美国史实在是生动得多，具有想象力与反思的空间。根据我的工作笔记，那门课是这样展开的：
第一次，1999.9.13下午，王波讲黑人民权运动
第二次，1999.9.20下午，继续讨论黑人民权运动
第三次，1999.9.27下午，李海东讲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
第四次，1999.10.11下午，讨论“文明冲突论”与多元文化社会以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为读本。
第五次，1999.10.18下午，继续讨论“文明冲突论”，重点讨论美国主流文化的未来。
第六次，1999.10.25下午，继续讨论“文明冲突论”,重点讨论文明间的冲突与民主。
第七次，1999.11.1下午，任李明讲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
第八次，1999.11.8下午，在先锋书店举行学术招告会。
第九次，1999.11.15下午，蔡永良报告美国访学观感，漫话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
第十次，1999.11.22下午，蔡昌卓讲美国英语的特征兼论美国的语言融合。
第十一次，1999.11.25下午，吴新云讲美国黑人文学与文化
第十二次，1999.12.16下午，陈明讲“新政“改革。
第十三次，1999.12.13下午，黄卫峰讲黑人种族意识。
第十四次，1999.12.17下午，陈华讲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教育改革。
我在授课与主持讨论课中，深切体会到讨论之重要。许多国外学者，包括华裔学者都强调讨论之于学术进步与想象力拓展之重要性，实在是很有道理的，是这些大学者的经验之谈。我至今还记得每次讨论总有学生在不经意间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表现出他的想象力与对传统的定论提出疑问与挑战。我在倾听他们的发言时，也常在笔记本上记下几句或几个关键词。现在，每当我翻开这些记录时，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如王波在讨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提出了他独特的见解，认为应该充分肯定肯尼迪总统与美国政府在这场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王波的观点如此地颠覆传统，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观点唯有一代青年学子才提得出来，因为他们受传统见解的束缚少，敢于独立思考。如果还是让教师在课堂上灌输传统的知识与观点，又让学生认真的照搬，学术如此延绵下去，还会有什么希望与进步。那次王波的发言给了我启示。我考虑了他的观点，也认真地反思着我们的教学方式。我应该说，那堂课他给予我的要比我给予他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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