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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篇记述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说明孔子从研究夏、商、周三代更替的历史中，深刻理解了随着时移事变，后朝取代前朝，社会的各种制度（礼）既有继承，更一定有变革，需要破除不适应时势者，增益符合时势的新制。由于孔子极为推崇周礼，曾被认为是主张复古的保守派。但他说过：“周监于（夏、商）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说周朝立国能以夏、商的过失为鉴，有所损益，所以周礼比前代完善。这就是历史进步观。上述答子张的一段话也说明，他深知“损益”（破除不好的旧制，增益新制）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尽管他极为推崇文、武、周公创立的周礼，但也预见到，周礼也会被不断“损益”。
“损”和“益”是《易经》的两个卦名。孔子这段话中虽然没有提到《易》，但我们从《易》彖传、象传、系辞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及其门徒和其他儒门后人）对“损益”内涵的理解，后代史书也经常应用这些道理来讲制度的变革。大抵包括三方面：一是要根据时势的需要，二是要符合民心，三是要损益得当。所谓“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益之损之，与时宜之”（朱熹《集解》）；“损上益下，民说（悦）无疆”（“益”卦彖辞）；“损以远害，益以兴利”（《易・系辞》）等等。中国历朝历代有过数以百计的改革，规模大小和改革内容各有侧重，但基本思路都是以是否合乎“当世之宜”和“人事之利”为准绳。如汉朝初期贾谊所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新论》卷一《过秦》下）。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依据孔子的“损益”之说引申之，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临川集》卷七十《策问》）――根据时势的变化和人民的需要而采取适当的变革措施。
“现代化”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采取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变革（即所谓“化”）措施。当前，制度改革已经提到迫切的日程上，改什么，怎么改，如何才能做到“民悦无疆”，都可以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得到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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