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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韩丛耀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1840-1949）图像新闻出版史研究》已经结项，并且以六卷本容量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49》为题出版了。应当说，这是一项颇有创新意义、但也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在韩教授的精心组织和出色努力下，研究团队以新颖的视角、扎实的史料、规范的方法、清晰的脉络，很好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科研任务，较为完整而又系统地呈现了近现代中国图像新闻传播的视觉风格和传播效果，从而开拓了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真的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上的空白。这种新探索，事实上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新闻出版史的研究，而且将进一步推动学界、业界在相关领域形成新认识、取得新进展。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做出切实的贡献。
我和韩教授很早就熟悉了。特别是从最近与他的一些接触中，我更发现韩教授有关近代中国图像新闻出版的研究，在不少方面与我的一些想法可谓不谋而合。譬如在三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我曾指出目前许多新闻史研究缺乏新的方法和思路，需要引进更多的其它社会科学的先进方法来加强这一学科的多样性与立体性；我还建议，从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来拓宽新闻史的研究范围。加深新闻史研究的厚度，拓展新闻史研究的广度。简言之，新闻史研究要有所创新。
夏末秋初，翻阅韩教授送来的厚厚两大册《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的书稿（以下简称“书稿”），眼前不禁一亮。窃以为这部书稿在新闻史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三：
第一，构建了以图像为主新闻史的模式。
近代中国通常指鸦片战争以来至“五四”运动之际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新闻史在整个中国新闻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为历来治新闻史的学者所重视。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以来，佳作迭出，成果甚为丰富，多为中国新闻史的奠基之作。已有涉及近代的中国新闻史著作，均为长篇文字的叙述，间或有寥寥几张图片点缀其间。新世纪以来，也有几种新闻图史问世，但仍以几十万字的文字为主，图片不过一二百张，虽有创新，但力度不大。且图像内容泛泛，大同小异，不少影像的清晰度也欠佳，很难适应读图时代广大读者的要求，人们也难以从中窥视和领略距今百年左右的当时报刊的真实风貌。韩教授的这部“书稿”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的缺陷和遗憾。
“书稿”除绪论外，分为六编三十章，并附《近代图文出版大事记》，全书收入中国近代报刊图像二千二百多幅，又辅以百万字的文字评述。这是一部有别于此前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独具特色的皇皇大著，为读图时代的读者构建了图像为主新闻史的新模式。
第二，提出了图像新闻研究的新方法。
传统新闻史的研究，主要借助于报刊登载的文字来进行解读的，大部分依托文字作史论的分析，很少注意到图像新闻的力量或者说图像新闻的存在和意义。图像新闻有别于文字新闻的特点，在于它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独特性。作为曾经多年从事摄影图像教研工作的韩教授来说对此深有体会。他注意吸收了国内外学者对图像新闻研究采用的新方法，在“构成性诠释”紧密结合起来，尤其是创造性地引入了SPSS统计分析软件系统，使得研究成果既富有量化的统计学意义，又有感知性的生态学描述。“书稿”采用上述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近八十年间的图像新闻发展史做了详尽的分阶段考察，并将史料研究和历史人物研究结合起来，以图存史，以图证史，使中国近代新闻史变得更加丰满充实，生动可感。
第三，探讨了图像新闻理论的新观点。
图像新闻史的研究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可以说是传统新闻史研究的延伸和补充。已有的文字新闻史，一般来说，仅仅停留在描述和记载上就可以保存，而图像新闻史则需要用“原样”加以呈现、用“原图”加以分析。正如韩教授在“书稿”绪论中所言“图像是人类认知的手段，是信息传播的文本，是社会记录的地图。”有鉴于此，图像新闻史的研究者不但要有新闻史视角的敏锐判断，而且还要有图像学的专业眼光，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书稿”得以完成的基础。例如韩教授在“书稿”中提出图像的三种形态（技术性形态、构成性形态和社会性形态）和图像意义的三个场域（图像制作的场域、图像自身的场域和图像传播的场域）的新观点，无疑有助于全书较为完整地呈现中国近代图像及图像新闻的风貌，使读者形象地领略了图像新闻的视觉风格和社会传播效果。
总之，综观全书，无疑是一部献给读图时代的一部好读好看的新闻史。当然，这部“书稿”还有一些缺点与不足之处。希望各位方家贡献智慧，批评指正，帮助韩教授进一步修改、充实和完善近代图像新闻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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