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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第一次与沈从文见面是在1932年的上海。那时，二人均作为客人被邀请吃饭，席间相谈融洽。当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书，他热情邀请巴金到青岛游玩。
巴金于1932年9月去了青岛，在沈从文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们有空就交谈，有时是彻夜长谈，彼此都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随后，巴金去北京，因人生地不熟，沈从文便介绍了两个人接待巴金，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关照。
1933年巴金在上海得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立刻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沈从文回信邀请巴金到他新家作客。巴金欣然前往，在北平府右街达子营沈从文的家里，巴金住了两三个月。巴金在那里住得很舒适，自由活动，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当时沈从文为天津《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还在天津《国闻周报》上写连载《记丁玲》，还写作小说《边城》，十分忙碌、劳累，尽管这样，沈从文总抽空陪巴金。二人经常谈文学、谈创作，对巴金发表的文章，沈从文全读过，经常坦率地提出一些意见建议，并不止一次地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到老，巴金一直将这句话记在心间。谈起那段往事，巴金笑言他是沈家的“食客”，回想起来便感到异常温暖。
二人志趣相投，对文学等许多事物有共同语言，但也有分歧，二人经常辩论，但只是辩是非，并不争胜负。巴金自1934年从北平回到上海后，曾写了一个短篇《沉落》，沈从文看后提出了质问：“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二人为此通过几封长信，沈从文劝他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糟蹋到这上面”。还责备他：“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沈从文的话像警钟，让巴金懂得了克制，转变了思想，让巴金充满了感激，并真诚地称沈从文为“敬爱的畏友”。
之后，巴金每逢到北平，必去看望沈从文夫妇。1941年后，沈从文赴西南联大教书，巴金时常前去看望，一直持续到沈从文搬回北平。
1949年北平解放前后，沈从文处在人生的低谷。当时，当地报纸刊载了一些批判他的署名文章，十分尖锐，让他陷入了难堪的境地，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文艺界很少有人与沈从文来往。只有巴金仍然照常前去探望，安慰、鼓励他。在巴金的关怀下，沈从文又投入到工作、创作中，度过了那段灰暗时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受到了批斗，进了牛棚，接受了几年改造，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与巴金划清界限，不与他来往。只有沈从文不顾受到牵连，通过亲戚辗转联系上了巴金，写信询问情况，送去关怀。巴金的妻子萧珊拿着沈从文的一封长达5页的信反复看，含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沈从文文革期间一直惦记着巴金，并于1974年专程来上海探望，而当时巴金已经被定性为：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异常悲痛，他时常怀念与沈从文相交的那些岁月，对沈从文的思念一刻也未停息。二人之间这种亦师亦友、亦知音亦知己的情谊，成为巴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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