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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培根在他那篇著名的《论学习》中写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培根这话牵扯出一个问题―――学问与气质。学习究竟能不能陶冶性格，或者说学问是否真的就可以改变气质？
古往今来的学人或专一史，或守一门；或发前人之覆，或成一家之言；或触类旁通，或高瞻远瞩；或独辟蹊径，或开疆辟土；或成专家，或为匠师；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就喜好而言，有人喜体大思精、茹古涵今；有人爱荜路蓝褛、起例发凡；有人则善纵横百家、洞烛幽微。学术规范是共性的，但学术精神的外在表现则明显是带有个人色彩。比如同为“五四”时期的人文学者，胡适清澈、周作人驳杂、钱玄同高古、刘半农有趣、沈兼士平淡、废名神异，俞平伯平实，差异竟如此之大。
人世间的学问原本只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使人更能像一个人那样体面而尊严地活着。熊十力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问（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说文’‘尔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吗？都不能。那中华民族的生命凭藉什么来应付环境，应付挑战呢？所以恢复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大汉声光、汉家威仪的，是熊先生；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是熊先生的功劳。”熊先生的学问一向被称为是“生命的学问”。熊十力先生在一封写给张立民的短札中这样说：“中外古今学者殆无不经过从不知天高地厚傲然自足之中，忽起空虚与恐慌，然后向上求进，以成就其人格与学问者。唯在空虚与恐慌之阶段，却甚危险，非有大量，即不能向上求进以生，只有陷入空虚恐慌以死。”熊先生所讲自是体悟之言。同样，朱光潜先生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中也说到：“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先须是一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藉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独到的风格，世间也只有这种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朱先生这里谈的虽然是文学，但学问亦是此理。
学问要转换成气质关键是要在“濡养”二字上下功夫。北大教授袁行霈认为构成学者个人气象和风范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这三句话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学问深时意气平，精神到处文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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