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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红色绒面的毕业纪念册，在书架上静静地和我的书依偎在一起。整整20年过去了，它那鲜艳的红色仍是那样耀眼，红得好像燃烧的火。不用翻开它，我就可以知道，第一张照片是我们宿舍老大马佳的，作为学生，他的彩照在当时还是相当奢侈；第二张是王元穿着朴素格子外套的黑白照片，她大方的气度真像从前那些不事雕琢却自有品位的影星；第三张是华林泰那线条简淡得像素描一样的照片，他真纯的微笑正如他的为人……这本抚摩多年的1983至1987年的情感档案，我可以仅用眼光就打开泛着潮湿波浪的每一页。
扉页印着的，是校园诗人高翔的诗：“把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折叠进记忆/把所有的所有的秘密都埋进心底/许多年许多年过去以后/你偶尔翻阅起往昔流逝的岁月/从你的眼角/一定会垂下两行橄榄蜜汁的泪滴。”那时候，汪国真和朦胧诗一起流行。成长的心绪，蝉蜕的伤痛，是会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写诗，也是一种，哪怕写得晦涩，写得肤浅，但百折千转的青春心理，藉此得到了宣泄。还是有好诗的，就像高翔的这一首，在许多许多年以后读起来，真的会释放出心中满贮的甜蜜的忧伤。
第二页是老校长匡亚明的题词，他录了两句郑板桥的联语送给即将毕业的同学：“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和这位老校长面对面的接触只有一次，是在学生会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聆听他的讲话。我们读书时他已不再担任校长一职，他的著作我也只读过一本，所以对他的了解也很少。但我敬仰他，尊崇他。我把他送给1982级同学的这份珍贵题词，虔诚地放在了我的毕业纪念册中。
第三页是我自己设置的同学签名页。隔了20年的岁月，这张纸已微微发黄，但永不会褪色的，是同学们风华正茂、激扬文字的青春意气。签名或横或竖，或正或斜，恰如我们第一次在草坪上作自我介绍时各随其性的惬意坐姿；字体或楷或草，或隶或篆，恰如同学们各放异彩的生动面庞；字迹或拘谨或舒放，或沉着或飘逸，恰如同学们或庄或谐的多彩性情，签名时各异的神态因此在回放中复原。这一张签名也仿佛是这本纪念册的目录。
以我们班的老大哥马佳为首，每一页的通讯录上都留着同学们的临别赠言。这些赠言，或流溢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离情别意，或充满着“苟富贵，毋相忘”的拳拳叮咛，或寄寓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殷切期望，更多的则是回忆4年相处的点点滴滴。在就要分别的日子里，大家表面上都若无其事，但翻开纪念册，那些或纷乱或机械的掩饰全然无痕，倾囊而出的都是心灵的珍珠。
在每一页的通讯录上，还留有同学们的家庭地址和工作单位。但由于时空的阻隔，断断续续的联络，遭际的变化，有的同学已失去了音信。每次聚会时，大家总会互问他们在哪里，生活得好不好。这份惦念也许不是忙碌的我们天天挂在心上的，但只要想起，便会涌起对人事渺茫的深深怅惘，对遥问无凭的无限焦虑。我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抄在这里，我深信，总有一天，他们会顺着求学的路回到同学们的身边。
总也看不够的，是这张我们班的毕业照。男同学几乎都留着长发，女同学几乎都穿着连衣裙，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人的时尚。纵然是当时最好的衣着，如今看起来还是那样朴素。就像我们那时看电影初创时期的影星，觉得他们是那样朴素一样，这样的结论是由于观照的年代不同，参照的镜子不同。但我们的表情确乎是单纯素朴、自信若定、毫不矫情的。而长久地凝望我这些曾朝夕相处的同学，他们的面庞越来越真切，他们的身形几欲跳出相片，回返1983至1987年的南大校园。
情感的魅力在于真诚，档案的价值在于真实。时光流变，岁月递转，这本红色的毕业纪念册却仍然红得那样鲜艳夺目，恰如同学们赠我的心中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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