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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是美国文学杰出的批评家、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之一，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可谓桃李满天下。国学大师吴宓就是他的学生之一，白璧德的言传身教对吴宓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即使学成归国之后，吴宓对恩师也怀念有加，这种怀念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吴宓是1916年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科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的，最初入读弗吉尼亚大学，1918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其时，白璧德先生正执教于哈佛，于是，吴宓便成了他的学生。吴宓在哈佛本科就读两年，他的指导教师都是请白璧德担任的，各门课程也是在白璧德的指导下选修的。吴宓对白璧德非常崇敬，认为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立论宏大精微，本为全世界，而不为一时一地”。吴宓细读白璧德的著作，并通过亲聆其授课学习其人格精神，感觉非常荣幸，在1920年4月1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中国学生从白师受学者，悉能明白师讲学之旨意，深致尊崇……”白璧德先生虽然是人文大师，但他门下的中国学生并不多，吴宓深以为憾，在1920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然中国学生，在美国者二千馀，在哈佛者亦五六十人，受学于白师者，仅四五人耳……”吴宓不但自己跟随白璧德学习，还积极地向白璧德推荐其他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就是由吴宓推荐给白璧德的，吴宓在1919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晚八时，偕陈寅恪君及锡予（汤用彤）同往。白师与其夫人陪坐。谈至十一时半始归。白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陈君究论佛理。夫人则以葡萄露及糕点进，以助清谈云。”白璧德十分推崇中国文化，并希望吴宓能将其发扬光大：“（白璧德认为）今中国国粹日益沦亡，此后求通知中国文章哲理之人，在中国亦不可得。是非乘时发大愿力，专研究中国之学，俾译述以行远传后，无他道。此其功，实较之精神通西学为尤巨。白师甚以此望之宓等焉。”（见1920年11月30日日记）正是由于白璧德提出的期望，使吴宓下了决心，“归国后，无论处何境界，必日以一定之时，研究国学，以成斯志也。”
1921年6月，吴宓离开哈佛回国，当他起程的时候，白璧德一家正在外地度假，所以，他没能与老师做最后的告别，但此后的十多年间，一直到白璧德去世，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28年，吴宓还曾与梁实秋一起整理出版了一本有关白璧德的论文集，关于此事，梁实秋在文章中曾有记述，是在民国十七年夏季的一天，梁实秋到北京去，吴宓去看他，期间谈起了白璧德，梁实秋说白璧德的学说在中国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有的人根本没读过白璧德的书，就根据其他人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来攻击白璧德……“吴宓先生听了我的话之后，当然不免愤慨，因为他近年来是曾努力介绍白璧德学说的。当时我就怂恿他把《学衡》上的几篇关于白璧德的文章收集起来，由我负责在上海印一个单行本。”之后，吴宓就选了五篇关于白璧德的文章寄给了梁实秋，梁实秋编辑后，取名《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由新月出版社出版发行。1933年7月15日，白璧德先生逝世，吴宓当时正在上海，是事后才知道的，他非常悲痛，在所作的《西江月》题注中写道：“按美国白璧德师于是日逝世，初未及知，伤哉！”
读吴宓的学术著作，能明显感觉到白璧德的影子，可见受其影响之深，学者朱徽教授就曾在《论吴宓的比较文学观》一文中指出：“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期，深受他的老师白璧德的影响……吴宓本来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初叶的境遇充满了忧虑，到美国留学后，他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白璧德的学说不谋而合，使他从白璧德的学术思想中找到了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的理论依据和话语力量。可以说，自留美时期起，白璧德的深刻影响就贯穿了吴宓的全部文学生涯。”其实，白璧德对吴宓影响，不仅仅在学术方面，在人文精神、人格操守等诸多方面都对吴宓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因此造就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位光芒四射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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