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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前，有识之士在“七七事变”前后就已预测到，战火必将迅速向中国腹地蔓延。而一旦战火蔓延，培育中国传统文化接班人的摇篮―――各大学校将朝不保夕。
为了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保全中国的文化教育，南京高校的尽力迁移，就成为当时唯一的选择。全国当时最大的综合大学之一国立中央大学更是首当其冲。
一、预判时局，提前安排
在学校内迁中，南京有6所国立大学、2所私立大学，以及9所中学西迁。国立中央大学在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一步到位，直接抵达目的地。这在全国众多内迁学校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学校因对情势估计不足、准备仓促，只能随日军侵略的扩大，战区的扩张，而被迫不断搬迁。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标本、家禽等物长途跋涉，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顺利内迁的呢？今天看来，这完全得益于校长罗家伦的远见卓识和充分准备。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自1932年8月就任以来，一直默察时局，预见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可避免与中华民族即将面临的深重危难。所以，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之前，罗家伦就指示学校后勤部门赶制大量木箱，足足提前了近两年，为学校内迁做准备。
据罗家伦在1941年6月16日写于重庆的个人回忆录显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心里就明白最后关头已到。尤其是在7月15日当天，从何应钦将军（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处得知，昨夜平汉路上有1300辆火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的消息后，罗家伦就开始做迁校的布置。
“我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
原来，为了保护学校重要图书和珍贵仪器不被日军炸毁，罗家伦自7月15日起，就开始组织师生紧急装箱，运到下关码头存放。这样安排，一方面能避免市区轰炸的损失，一方面也便于随时装船准备西迁。
事实证明，罗家伦的这一安排抢在了炮火和死神的前面。就在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们加紧装箱转运的过程中，学校先后遭到了日本飞机的4次轰炸。幸运的是，罗家伦总是能提前预感到危险的降临，先一步做出安排，避免了学校教学资源的损失，也帮助绝大多数师生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至10月上旬西迁开始时，在罗家伦的安排下，学校的图书、仪器已全部装箱完毕，趁敌机轰炸的间隙运到码头，数量达1900余箱。
二、选址争议，拍板重庆
相比装箱、运输，最难也最重要的一点，是选择西迁校址。搬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即将要搬的是一个学校，而且是要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连人带物全部转移，其难度可想而知。只有选择一个稳妥的校址，一步到位，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学校的教育资源和师生人身安全。对此，罗家伦在个人回忆录中写道：
“同时我又请几位教授，分两路出发。一路是法学院长马洗繁先生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先生向重庆出发，一路是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先生向两湖（湖南、湖北）出发，寻觅适当校址。后来又另请医学院教授蔡翘先生为一路，向成都出发，专为向华西大学接洽容纳中大医学院事。”
为什么本来是分两路出发，后来又另请医学院教授蔡翘先生作为第三路，向成都出发呢？这主要是因为重庆无法安排医学院教学与学习。罗家伦只好再派出医学院教授蔡翘、郑集专程去成都华西大学（今华西医科大学）接洽医学院迁移事宜。
综合考察结果，罗家伦选定了重庆。但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告诉记者，其实罗家伦早在南京沦陷两年前就已经决定，一旦中日开战，就把校址迁到重庆。“这与当时的备战有关。备战时，国民政府就有把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计划。重庆，也就是在那时进入了罗家伦的视野，成为罗家伦心目中最理想的迁址地。”经盛鸿说，“为此，罗家伦在1936年前后，还特地赶赴重庆，向当时在重庆的蒋介石汇报，表达了如果中日开战，想把学校迁到重庆的意图。这个想法在当时就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支持。”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罗家伦迁址重庆的决定却在中日战争打响后，遭到了校内校外各方人士的反对。罗家伦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接到各路调查的报告以后，详细考虑，决定将校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因为医学设备上合作的便利，放在成都。但是这个决定，却受到了校内校外不少的反对，认为何必迁得这么远。许多同情而有力量的校外朋友，有主张即在南京城外掘防空壕上课的，有主张迁至上海的，有主张迁至安徽九华山的，有主张迁至牯岭新图书馆馆址内的；校内的朋友，有主张迁至武昌珞珈山的，有主张迁至沙市的，迁至宜昌的，议论纷纭，阻力甚多。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当时看定了重庆，一搬就搬来此地呢？我的见解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当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极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
三、迫在眉睫，战火临近
从罗家伦7月15日开始着手西迁的准备工作到正式西迁，所有的迁址准备工作都是在日军的炮火间隙中进行的。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国立中央大学4次被炸，更坚定了罗家伦西迁的决心。
第一次轰炸是在1937年8月15日。一批敌机向中大飞来，学校图书馆及附属实验学校大门被炸。那时，罗家伦让师生不要张扬，担心校内人心动摇，对装箱和招考工作有影响。
第二次轰炸是8月19日下午6点左右。学校大礼堂、牙医专科学校、校内女生宿舍和校外男生宿舍均遭到严重破坏，7名校工遇难。但是，这样的结果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日军飞机轰炸学校时，罗家伦正和200多名师生在图书馆二楼吃饭，接到警卫队长报告，说敌机在屋顶盘旋，请大家到地下室去避一下。师生们刚刚转移，罗家伦按着座椅的扶手正要坐下去，请大家继续下午未开完的会议时，就听到“砰”的一声，屋顶上的水泥如急雨般散落下来，房子向两边摇摆。随后连续几十声轰炸，有如天崩地塌。那次的惊险遭遇，罗家伦记忆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统计那次大学围墙内落了二百五十公斤（五百五十磅）的炸弹七枚，墙外还有许多。我们拾到的炸弹片有一块很完整的，上面有几个汉文楷字‘二五�千瓦陆用爆弹’（此片当保存，为传校之宝）。这种重磅炸弹，有一个就落在我们所在地的墙外三公尺爆炸。不是一重钢骨水泥的墙，我们二百多人，一齐毁了。”
更幸运的是，校内女生宿舍和校外男生宿舍虽然被炸，却无人伤亡。因为罗家伦在第二次轰炸前两天，也就是8月17日，突然觉得这两处宿舍均不妥当，于是令女生有家者归家，无家者迁至三牌楼农学院，男生从二三层楼迁至一层楼。两处都限于19日上午8点以前迁妥。没想到，上午刚刚迁完，下午就被炸了。连续两次轰炸，促使了国立中央大学搬迁行动加速。
敌机第三次光顾，是8月26日晚上，实验学校被炸。第二天一早，罗家伦到实验学校视察，站在炸弹坑边，一个老校工跑来，一夜的惊恐，使他的神色已变。他不知所措地跪在罗家伦前面，罗家伦扶起他，指着炸弹坑，对着几位实验学校的教职员说：“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
第四次轰炸发生在9月25日下午4点。罗家伦办公的文学院被炸了！说来也巧，罗家伦原来的办公室已经在前几次轰炸中损毁，不能办公，于是迁至图书馆的小阅览室内，总办公处则迁至旁边的文学院内。因为敌机多次空袭，常在大学上面盘旋，所以总务长建议罗家伦将总办公处迁至城内三牌楼农学院内，因为该处防空壕较好。没想到，办公地点刚刚搬走，文学院就被炸了！
这些内容在罗家伦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详细记述。虽然只有寥寥数千字，却再现了当时炮弹横飞、师生性命朝不保夕的危险情境。记者不自觉地陷入当时情势而不可自拔，替罗家伦和众师生狠狠捏了一把汗。直到一口气看完整篇回忆录，记者才听到胸腔如雷的心跳声，也才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的掌心已经汗湿，手在微微颤抖。
四、迁移就绪，苦等迁令
罗家伦在回忆录中提及甚少的是：如果国立中央大学迁到重庆，还能获得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的支持。这一点，对于保证迁址后的正常教学尤为重要。
根据当时重庆方面反馈回来的情况，罗家伦对内迁工作提前进行了一系列安排：
重庆大学理工学院建筑和学生宿舍借与中央大学，可容学生600余人；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因重庆大学无相同院系及教学设备，特商借成都华西大学开课；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因原有教师外籍居多，不能随同入川，加之各项设备无法搬动，暂停办一年，所有该组新旧各生准其转学或借读于国立音乐学院以及立案之公私立大学音乐系；专任教授讲师因罗致匪易，除因事实困难不能赴蜀自动请辞者外，一律请其同往兼任教授讲师，因其事实上无法兼顾一律解聘，助教及职员均经大事裁减，计裁去助教59人、职员83人。图书、仪器凡可装运者，均尽量装箱启运入川。
就在9月25日百余架日本飞机第四次狂轰滥炸南京前两天，也就是9月23日，心急如焚的罗家伦终于苦苦等来了准迁重庆的教育部令。他立刻让建立在汉口的中央大学联络站转告重庆，要求重庆方面的校舍迅速动工。
此时，在迁移方面最出力的校事务主任李声轩才得以稍微抽身。于是罗家伦请他和水利系主任原素欣、工程师徐敬作为“开路先锋”，先头前往重庆，办理沙坪坝校舍建筑事宜。那时的沙坪坝松林坡，仅是一个小山丘，紧邻重庆大学，占地不足200亩。为了保证中大迅速复课，整个校舍工程，只用了42天，就建起了一排排低矮的教室和简陋的宿舍。
10月初，国立中央大学的东西大致迁移就绪。
五、鸡犬不留，运抵重庆
1. “动物大军”炮火中西迁
1938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重庆街头的难民潮里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猪儿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儿驮着长毛兔儿……看到这一幕，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不禁热泪长流。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全部完成。
几年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而后人更是评价，在敌人炮火炸弹中，陆续将最顶尖的一所大学，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图书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2. 4000人好迁移，图书仪器却在下关码头进退两难
发生在当年的那场大屠杀，离现在已经六十余载。但记者翻阅资料以及采访专家学者，所感受到的却是刻骨铭心、雨打风吹也散不去的记忆。
南京的创痛，让世界刻骨铭心。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但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记者在南京大学校史馆看到的报告、文章、胶片，甚至日记，一批如山一样，不可动摇的，极有力的证据，诠释了国立中央大学的可歌可泣。
1937年10月上旬，国立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1500余名学生、1000名教职工及家属，总共4000人，随携图书馆的藏书、杂志以及理工农医四个学院的仪器共1900余箱，开始了漫漫西迁路。由于船运舱位异常吃紧，不可能包船包舱，学校决定：学生和老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大家约定10月10日在汉口集中，再由中央大学联络站负责至重庆的舱位安排。人的迁移虽日夜劳顿、备尝艰辛，但进展比较顺利，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重庆是11月中旬。
这次中央大学的搬家，堪称有计划有组织。几千个人，近两千箱东西，浩浩荡荡地西上，迁移的东西，有极笨重的，也有很精密的，可以说是彻底搬家，能搬的几乎全部都搬了。学生们都坐船离开南京后，10月下旬，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洪有丰也负责安排人将全数装入学校重要藏书、期刊及仪器的大木箱，运至下关码头。但麻烦事来了，这些珍贵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因长江货运船只极为紧缺，虽经多方交涉，无船可运，在下关码头进退两难。
3. 同仇敌忾，民生公司相助，“鸡犬图书共一船”
万幸的是，中大难以运走、留在码头的宝贝图书、仪器，意外获得了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鼎力相助。
当时的民生公司正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卢作孚决定将运送完开赴淞沪战场军队的这批客运船只，免费帮助中大运送图书、仪器。
“就连‘飞机’、动物也都上了船。”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院长王运来向记者回忆称，航空工程系为科研而拆卸的飞机三架，由于太大，只能把上层客舱破例打通摆放。医学院泡制好、供解剖用的二十四具尸体也放在里面。“美国、荷兰等一些国家当地最有名的动物也成了船上的乘客。”
这些“两翼”、“四足”，从哪来？
原来，中大农学院畜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优良的牲畜品种，如从美国和澳洲等地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罗家伦等人均觉得应当保留。他们和民生公司商量，将轮船的底舱改造成临时的家禽栖居地，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随着师生、仪器一起西上。
冒着敌机轰炸的威胁，罗家伦、洪有丰一行历经艰险，排除万难，终于在11月中旬将中央大学图书馆大部分藏书及仪器运抵四千里之外的重庆沙坪坝。
对于这段回忆，可能是太痛苦了，罗家伦直到1941年6月16日才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回忆这一切，并用以激励师生努力学习。他“苦中作乐”地记载道：“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虽然正当猛烈的战事，经过长途的跋涉，我们的功课，开得还是很整齐的。我们的图书仪器，都已搬出，而且展开使用。不但重庆本部开学（注：1937年11月初），并且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已先于本校在成都开学了。我们教学的标准没有比在南京时降低”。
更让人感动的是，在抗战8年的艰苦岁月中，洪有丰都竭尽全力保护藏书让其少受焚毁遗失，维持战时中央大学图书馆正常运作，确保了中大师生教学与研究的精神食粮。
六、矢志不渝，走向一流
重庆当时相对安全，就像久别的故人一样，动物大军的到来让罗家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在频繁的炮火中，重庆的办学竟从未中断过，甚至欣欣向荣。
在这之后，中央大学成了当时全国高校中门类齐全、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全国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一度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
1. 动物大军抵达重庆，罗家伦目睹此景不禁热泪长流
这一年深秋，11月中旬，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牛羊脚步悠闲，鸡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这就是王酉亭他们的动物大军。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终于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罗家伦本身是个诗人，与动物大军在重庆见面的场面他在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用足了笔墨来形容他当时激动的心情：“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采访中，讲到这段的时候，记者哽咽了，“欢迎”如此的隆重，是因为“气节”二字。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在采访中，我们却始终没能找到任何一张王酉亭或当时其他工友的照片，只知道他们都是江苏涟水的老乡。南京大学的相关校史记录，中央大学的老校友曾回忆，王酉亭是一个个头不高，性格倔强，头发花白，说一口江苏涟水方言的中年人。七十多年前当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会带给后代怎样的震撼。而在他们看来，只是做了一件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2. 屡遭空袭“室徒一壁”，中央大学在重庆走向亚洲一流
到了重庆的第二年，国立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了两千以上，沙坪坝的校址也容不下了，而且为疏散方便，也应另辟新址。于是沿嘉陵江而上，在离沙坪坝本部25公里处又选择了一个风景清幽的地方―――柏溪，建筑了一处收纳一年级新生的分校。该处逐渐建起了44幢校舍，可容一千多人。中央大学的医学院和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以及附属牙医专科学校迁至成都华西坝，中大实验中学则设在贵阳。四处有四处的好处，可是四处的开支也非常大。
战祸纷纷，国立中央大学送出校门的栋梁人才却是一批接着一批。同期，日本敌人轰炸却是隔三差五。沙坪坝的图书馆、校舍，成都医学院等都曾遭到破坏。森林系的一位教授，曾对沙坪坝的空袭作过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多达5次。又如1940年一个星期间，校舍就被轰炸了三次。第一次是六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是二十九日，第三次是七月四日。房子被炸毁和炸坏的，不下二十几所。
频繁的空袭，使得钻防空洞成为中大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家伦乐观地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办公室瓦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在夏天的烈日之下，我照常的和同仁在“室徒一壁”的房子里面办公；修好以后，照常开学上课。我们和顽皮的小孩子一样，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洞去；敌机走了，立刻出来工作。幸赖师生防护服务团里各位同仁的努力，在我们大学的范围以内，没有死伤过一个教职员和学生。”而实质上，在夏天烈阳下，他照常和同仁在只有一面墙壁的房子里办公，仿佛犹太民族的“哭墙”一般。
“我们在重庆四年，这四年的日子，不是好过的。我们的学校穷，同仁也穷，但是国家在抗战的时候，谁说穷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能以大义相劝勉，以感情相维系。”艰苦的岁月中，罗家伦毫不气馁。
江南时报记者 黄勇 程岚岚，本文选自《知识界的抗争》（黄建伟 曹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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