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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所有个老干党支部，党员的年龄均在七十、甚至八十岁以上，他们平日里像普通老人一样过着随意闲适的生活，也像时下的某些党支部一样未见得开展什么组织生活，但对于一件事有着不一样的认真，那就是交党费。
负责收党费的是纪伯伯。他年近八十，腰杆挺得笔直，走路慢悠悠，不苟言笑，却是一个随和善良的人。纪伯伯最爱读书看报，每天上午总是与一些老人矜持地坐在大院里等待送报，下午多半是在家里读书。纪伯伯与我母亲每月交换杂志，我因此见到纪伯伯的每一期《新华文摘》，里面不仅有他在文章标题上做的重点标记，文中还不时地出现红色的下划线，旁边则加有或热情赞赏、或慷慨激愤、或带有拼音的说文解字等各种眉批，无论文章是有关党政时事、历史哲学经济，还是文学人物或科技，无一疏漏。
纪伯伯收党费极其认真。每逢规定日期，老干部自然都会按时缴纳党费，个别离了家出外探亲的，也会在那一日托其子女将党费送去。纪伯伯总是一丝不苟地在党费本上签字，还时常在别人未将党费送上门之前，就逐个访到别人家里或是老干部活动室去。
纪伯伯过了八十大寿后不久，检查出了癌症，已经进入晚期了。他坚持在病危之前不住院，且笑称人生固有一死，活到八十足矣，无需花那医药费。于是每天照样的挺着腰杆走路、踱着方步买菜，照样安祥地在院子里看报，照样地给我母亲送来他仔细圈点过的《新华文摘》。只有收党费这一件事转给了我的母亲。
纪伯伯去世的那天，正值江南的雨季，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夜晚，我家已经关门就寝，有人敲门唤我母亲。“谁呀?”母亲打开门问。“是我，”纪伯伯的女儿说，“燕子。”“有事呀，燕子?!”母亲想招呼她进来。“我妈妈让我来交党费。”燕子撑着伞站在雨中，不准备进屋，只拿出钱和党费证来：“这是我爸的，十八块；这是我妈的，十块。”我听见母亲的声音有些哽：“你爸就算了嘛，人都走了。”燕子说：“明天给我爸开追悼会，我妈坚持要在今晚把爸的党费交了……”
我感觉，这是一种特殊的爱的表达。那晚，雨下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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