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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地议论、了解萧乾，还是从几年前的一套“文集”开始。记得那天上午去敲新闻系学生工作组的门，没人。却见到一套崭新的《萧乾文集》放在研究生丁丁的桌上，十本，1998年12月浙江文艺出。一星期后，我去中山东路新华书店翻书，在一楼近街窗的书架上翻到一本萧氏的《在路上》。之前，读过《萧乾传》。《在路上》选了一些萧氏的旅行特写。有些未看过，买下。
不久，系里组织本科生去江阴采风。我坐的是大四的车。本科时，我教过丁丁。而丁丁又是这届大四的班主任。车厢里，同学们仿佛一下子变成了车厢外漫山遍野的黄菜花，密密匝匝，济济一厢。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车离开中山门，转头一看，丁丁就坐在我身边。闲聊大概就从那次空闯学生工作组谈起。可一粘上萧乾两字，就像汽车上了沪宁高速一样。直到汽车从江阴口子下“高速”，我们才结束萧氏话题。一看表，三个小时过去了。
萧乾，生于1910年1月27日，卒于1999年2月10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为数不多的高龄记者，与他同辈的同行相比，我想萧氏应无憾此生。
萧乾原名萧秉乾。80年代初，一次萧氏访美，一老者“绕树三匝”，悄声问，“你是‘小饼干’(萧秉乾)吗?”萧答：“是呀。”对方说，“我是你崇实中学的同学啊!”在大陆，只限于冰心先生的女公子吴青一人叫他“‘饼干’舅舅”。
萧氏祖上本是内蒙古大草原上的一株草。是萧乾使这株草成长为一棵树。萧乾生在北京一个已经“汉化”了的蒙古族家庭。萧父，当年东直门的“把关人”，四十岁才娶妻生子。未料孩子尚未出世，他老先生就先“蹬腿”了。萧母，吴姓，汉族，属城市赤贫阶层。据萧乾回忆，他一个舅舅当兵，一个舅舅卖白薯。姨父是位搬运工。萧父一死，母子不得不依附于萧乾的三叔。萧乾早年有个短篇《篱下》，盖纪实也。11岁，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母不待了。萧乾后来写了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叫《落日》。70多岁时，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播音员念《落日》，萧乾不禁老泪纵横。 18岁，因“闹学潮”被崇实中学开除。萧乾改名萧若萍，南下汕头教书。这个名字改得好，从此，大半个地球任其漂浮。19岁，师生恋。十年后有长篇《梦之谷》纪念此事。恋爱失败，折回燕大读书，先进国文专修班，后进外文系，再转新闻系。
进入燕大，当时的萧乾靠“卖文”为生。他的第一个短篇叫《梨皮》。此文虽还带一股强烈的“奶腥气”，不过对萧乾来说，那时最要紧的事是挣稿费。在燕大新闻系，有两件事无疑对萧乾的一生产生过重要影响。一是认识了斯诺。一是利用暑假去张家口旅行。认识斯诺的结果使萧氏对旅行特写这种体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张家口旅行的收获是写了一篇《平绥线上》。此文发表在《国闻周报》上。1935年，萧乾一拿到大学毕业文凭，胡政之立马邀请他去编《大公报・小公园》。
早期，奠定萧乾在《大公报》乃至中国新闻史上名记者地位的是如下三篇文章：一是《流民图》，一是《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是《雁荡行》。这三篇文章皆发挥了萧氏的“长项”。萧氏不是出色的政论家，尽管他写过一些社评和杂文。萧氏也不是多产的小说家，文集十本，小说仅一本。
萧乾的“长项”是旅行特写。他的“文字写生”的本领在国内堪称一流。广义的旅行特写，可以上溯到山水美文。六朝的吴均为一派。吴均开“无我”派。后来的柳宗元为一派，柳氏开“有我”派。萧氏的旅行特写可与吴、柳鼎足而三矣。萧氏开“介乎之间”派。此“间”，有新闻敏感，有时代气息，有文化蕴积，有人文关怀，有对国运的忧思。一句话，有活泼的文字。如果我没看走眼的话，与其他名家相比，郁达夫老气横秋。丰子恺善游，但《缘缘尘随笔》中描写的文字不多。余光中虽是诗人，写景的句子却不经济。而范长江失之偏“枯”，瞿秋白失之偏“纤”；汪曾祺太“碎”而梁衡又太“谨”。吴冠中和郁风都是出色的画家，就文字而言，萧氏的旅行特写更有“画意”。
建国前后，萧氏的名篇还有《南德的暮秋》，《草原即景》和《凤凰坡上》。“文革”结束，萧乾“出土”。从那时起，他的旅行特写步入了鼎盛期。十本文集中至少有六本写于此时。此时的萧乾的旅行特写文字更精粹，思考更深刻，风格简净如秋。除名记者外，萧乾还有一大堆“高帽子”。那天与丁丁聊天，我们主要集中在他的新闻成就方面。末了，我问丁丁，你的《萧乾文集》在哪儿买的?丁丁告诉我是通过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该书责任编辑张德强邮购的。采风一结束，我提笔给张德强写信。约半个月，收到《萧乾文集》一套。
六月底，丁丁完成了他的《萧乾新闻道路》的硕士论文答辩并顺利去《人民日报》工作。与之同时，我也将《萧乾文集》草草看完。记得在丁丁的论文答辩会上，我问，为什么新时期萧乾有了大块时间反而不去创作他念念不忘的小说?丁丁答：萧乾成功地营造了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新闻与文学的混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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