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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搞文学的人，差不多都与孤独有缘。孤独固然不是性格的美丽，然而孤独却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
孤独就是一种性格，性格就是命运。我因孤独而迷上文学，文学便是我的命运。有人说文学是一条“拥挤的小道”，正因为是一条“拥挤的道”，只要能挤上去潇洒地走一回，也是人生价值的显现；又有人说文学是一只“贼船”，也好，这些年里，正是这只“贼船”才把我载入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港湾。但真正让我迷狂的，还是“文学家园说”。是的，文学正是我的“精神家园”，一颗孤独而饥饿的心，是多么需要找一找这个“家”呵!
前苏联诗人叶赛宁说：“找到家园，就是胜利。”这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真理。尽管寻找“家园”是一条遥遥无期的苦路，但我毕竟一直都在孜孜不懈地寻找着。如此寻找了许多年，自然也沉重地活了许多年。沉重之极，就渴望生活中能伸出一双无形而神奇的手来――向我举起一把锋利无比的大斧，把生命中种种赘疣之物全砍光削尽，有时候，我甚至想得很惨烈，干脆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一点轻松、潇洒和简单。诚然，轻松、潇洒、简单等字眼，都是“家园”里的收藏物，所以，偶得一点轻松、潇洒乃至简单，就会油然产生一种找到了“家园”的快感。或许孤独的最高境界就是“简单生活”，而“简单生活”这部“经”就存放在“精神家园”里。唯有取到这部“经”，孤独者才能坦然地孤独，孤独才能带来美丽。《简单生活》一书之所以能风靡欧美，全球畅销，就在于作者丽莎・茵・普兰特发现了“简单”的真正意义，这就是“简单，是平息外部无休无止的喧嚣，回归内在自我的唯一途径……”
“平息外部喧嚣，回归内在自我”与叶赛宁的“找到家园就是胜利”一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风风雨雨的岁月里，在纷繁复杂、快速紧张乃至异化裂变的商品社会里，想追求到一种真正的物质的俭仆、心灵的单纯以至具有后现代意味的简单生活，又谈何容易?于是，我无可抗拒地陷入了孤寂深渊，久而久之，来自外部的、世俗的种种喧嚣与纷扰似乎得以平息，如此也就拥有了一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是，我才有了一种写小说或写散文的心情，写得多了，写得顺了，写作就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就成了一种日子，就成了一种进行状，犹如鱼与水不可分也。
《瓦尔登湖》一书的作者戴维・梭罗说得好呵，“天堂在我们头上，天堂在我们脚下”；如果说“天堂”就是我要找的“精神家园”，那么一旦进入了创作状态，“天堂”就在我的脚下。按弗洛伊德的理论，这种状态就叫做进入了“白日梦”。是的，我写《拆癖》时，就进入了“白日梦”；我写《魔怔歌唱》时，就进入了“白日梦”；我写《我想把日子过得简单一些》时，就进入了“白日梦”；正是一个又一个“白日梦”，构成了我所苦苦寻找的“精神家园”的一缕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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