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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19日，在连续几天凄风苦雨之后的一个阴冷的早晨，敬爱的导师徐克勤先生走完了他96岁人生道路的最后一步，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徐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地质学家，在地质科学尤其是矿床学的许多领域都有重要的建树。由他主持的“华南不同时代花岗岩及其成矿作用”和“华南海西－印支断裂拗陷带中沉积－热液叠加改造成矿作用”这两项研究成果分别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三等奖。他1980年提出的花岗岩的两个成因类型至今仍在国内外有着重要影响。
第一次见到徐先生，是我1962年进入南大地质系后不久。作为新生，我们对当时的系主任、一级教授徐先生充满了崇敬之情。他给我们讲话的内容已记不清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黑板上写过“浅尝辄止”这四个字，要我们在做学问时切不可犯这种毛病。这大概是他对我最早的教诲吧。现在想起来，这也正是徐先生一生的治学态度。徐先生为什么能有这么巨大的贡献?除了他的天赋聪慧外，还可以归结到他名字中的一个“勤”字上，也就是他做学问的严谨求实、锲而不舍。这可以从他成为国际钨矿地质权威的经历中得到证明。
1934年徐先生从中央大学地质系一毕业，就到我国钨矿资源最丰富、采矿历史最悠久的赣南从事钨矿地质研究。他先后调查考察了数十个钨矿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写成《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该书不仅对赣南钨矿床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系统的评价，而且对该地区的区域地质、地层划分、构造运动、花岗岩类分布及其与钨矿关系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1939年徐先生赴美国留学，继续进行以钨矿地质为主的研究工作，并选择《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一书之精华用英文写成“Tungsten Deposits of Southern Kiangsi,China”一文，发表于国际矿床学界最权威的刊物《Economic Geology》。1942年夏，他从明尼苏达大学驾车西行，单人独骑在美国西部11个州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历时4个月，行程3万多英里，几乎考察了美国所有的钨矿和其他许多重要矿床，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在对中、美两国钨矿地质全面掌握、透彻了解的基础上，写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Geology of Tungsten Deposits”。从表面上看，是上述两篇论文奠定了他在国际钨矿地质领域的地位，使他成为国际钨矿地质的学术领袖人物；而在这两篇论文的背后，则凝结着徐先生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包含着风餐露宿的艰难跋涉，寒窗苦读的耐久品格，以及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1945年回国后，徐先生继续深入研究华南钨矿地质。1947年7月，刚担任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的徐先生受资源委员会委托前往湖南瑶岗仙进行钨矿资源评价，并带领学生实习。当时瑶岗仙已由若干小公司开采黑钨矿近30年。到达矿山的第二天，徐先生在和尚滩道路边的草丛中发现一种棕黑色土状物，也许其他人根本就不会去注意它，但是徐先生却对它产生了兴趣，认真察看后怀疑是某种物质氧化所致，经过仔细搜寻，终于找到了半风化的夕卡岩。有着钨矿研究丰富经验的徐先生立即想到，这种颜色较(下转一、四版中缝)(上接第四版)深、成分较复杂的夕卡岩可能与白钨矿有关。白钨矿是一种在野外较难辨认和鉴定的矿物，由于当时没有紫外光灯等设备和镜下鉴定的条件，所以徐先生就在野外将夕卡岩的大致分布范围标绘于瑶岗仙的1／5000地形图上，并采集了可能含有白钨矿的数十块样品带回南京进行室内研究。室内工作的结果令人鼓舞：无论是紫外光检查还是切片的镜下鉴定，都证实徐先生采集的绝大多数样品含有白钨矿。
就这样，徐先生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夕卡岩型白钨矿床。后来的勘探证实，瑶岗仙夕卡岩型白钨矿是一个特大型矿床。徐先生又进一步研究总结了瑶岗仙黑钨矿与白钨矿共生的规律，为在我国华南广大的黑钨矿区寻找、发现这类白钨矿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际范例。徐先生的这一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导致南岭地区一批白钨矿床的发现，使我国白钨矿的储量超过黑钨矿，并使我国的钨矿总储量居世界第一。
徐先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还归因于他对科学的不懈追求和开拓创新。“文革”前期，年近花甲而且早已是学术泰斗的徐先生曾经像青年学生一样满怀激情。他参加我们的“战斗队”，还经常到我们当时的学生宿舍来，认真地和我们一起开会学习，这使我对徐先生多了一份了解和亲近。但是，徐先生很快就对这种“内战”失去了兴趣，科学家的责任感和追求使他虽身处逆境而仍苦苦求索。他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和可能的条件，潜心研读国内外文献资料，尤其努力学习和接受当时处在重大变革和发展中的国际地质学新思想、新理论、新进展，从而使自己始终处在国际地质学发展的前沿。1972年，徐先生写成了“论成矿物质来源，兼论花岗岩类及其成矿关系”一文，综合分析了大量最新资料，并运用新的全球构造理论、成矿理论来批判、改造过去对成矿作用的认识，包括自己过去受“岩浆热液一元论”影响的某些学术观点。1973年，徐先生以该文为主要材料，在长春举办的地质干部培训班上讲学一个月，为扭转“文革”造成的国内地质科学与国际脱节的局面，为我国地质事业迅速走出低谷、赶上世界地质科学发展水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在我们悼念和怀念徐先生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学习他严谨求实、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开拓创新精神，为我国地球科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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