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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流行汇刻法帖，而以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出内府所藏历代法书，命王著编次摹勒版刻，厘为十卷本之《淳化阁帖》为最早，亦最为著称，凡大臣入中书省与枢密院者，始赐帖一部，故为世所珍。至徽宗大观三年(一一�九)因《淳化阁帖》原版已焚毁，故徽宗复出内府真迹，命龙大渊等更定编次，亦为十卷，刻石于太清楼下，又命蔡京主其事，标题及年月皆为蔡京手书，每卷末均题有“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字样，其内容较《淳化阁帖》增加之处甚多，行款亦较《淳化阁帖》略高，且摹刻精工。
由于该帖刻石未及二十年，即遭“靖康之变”(一一二七)，汴京落入金人之手，故原拓本流传极少。至南宋初年，宋金议和，方有原拓本经淮北榷场南北贸易之所(在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流入南方，故此种拓本又称为“榷场本”，传世者亦甚稀少。至明代中叶，收藏家如获一二残卷，即视同拱璧。
现存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之《大观帖》卷六榷场本为十一双页，计有二十七帖，九百七十三字，每单页四至五行，高三十点五厘米、宽十五点五至十六厘米。此拓本历经明清时期的著名书家多次鉴定，认为确系北宋大观三年时以内府所藏东晋王羲之真迹摹勒上石之原拓本，故乃传世书法艺术中的珍品。此帖在清代乾嘉年间为著名金石学家翁方纲(一七三三―一八一八)之苏斋所藏，翁氏长期揣摩，不离左右，故此本之每页及卷后均有翁氏详细之考证，并附有他所搜集的明代著名文人王�登、王世贞和董其昌等关于《大观帖》的题跋和信札。翁氏殁后，此帖为同治帝师祁�藻(一七九三―一八六六)所得，祁氏亦十分珍惜此帖，并请当时著名书家何绍基题其斋名为“观斋”，祁氏之子君�又请清末状元张謇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作跋，且题签为“宋�大观帖”，下署“寿阳祁氏家藏，张謇书签”。庚子(一九��)乱后，此帖流入北京琉璃厂古董商之手，先后为姚颂虞和杨寿枢所得。一九三�年前后，因美国旅华人士福开森（Ｊｏｈｎ Ｃａｌｖｉｎ Ｆｅｒｇｕｓ）又名福茂生(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已先期购得祁氏“观斋”匾额，托人商请杨氏转让此帖，以与匾额相配，杨氏以不流入异域为条件将此帖出让，并将其经过作附记于卷末。福氏早年曾奉美国教会美以美会之命派遣来华，于一八八八年在南京干河沿创办汇文书院（Ｎａｎ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即金陵大学之前身，故愿将其在华期间搜集之文物赠予金陵大学，建立古物陈列馆永久保存。福氏于一九三四年约请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与当时美国的驻华大使共同订立捐赠古物予金陵大学之合同，并向当时国民政府的内政、教育、外交三部备案，合同中规定，在金陵大学古物陈列馆建成之前，将包括《大观帖》、“观斋”匾额、南唐王齐翰所绘《勘书图》（又名《挑耳图》），北宋郭熙所绘《山村图》等精品在内的九百三十九件文物暂存北平古物陈列所之文华殿保管陈列，后归故宫博物院代管。因受战争影响，这批捐赠文物长期未能运回金陵大学。直至一九五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福氏旧友马衡先生遵守原约，通知金陵大学派员赴北京清点接收并运抵南京。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这批文物由南京大学图书馆保管，一九七0年为筹办考古事业，又归南京大学历史系文物室保管陈列，其中《大观帖》、《勘书图》和《山村图》等均被定为一级文物。二00二年五月南京大学建立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大观帖》亦为该馆精品陈列中的重点文物之一。近闻《淳化阁帖》最善本回归上海博物馆收藏，甚为欣慰。因本人对帖学没有深入研究，只是由于工作关系对《大观帖》卷六榷场本的价值与收藏经过略作介绍而已，敬祈方家指正。
书 缘
海外教育学院 邓瑞
先父邓之诚于一九三七年以重金购得《国朝典故志要》、《八旗驻防考》、《通仓事宜》、《乾隆以来满汉大臣表》共四部的《锡珍稿本》。先父在题跋中，言及锡珍字席卿，为额勒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锡珍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考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卒于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先父指出《清史稿》卷一五六“璧昌传”附有锡珍事迹。由是知锡珍为和宁曾孙，璧昌之孙，恒福之子，共四世均官位至一品高官，可称为八旗世家，并且各代传人均有著述，家世贵盛，且富有文采，并重典故记载，如和宁著有《西藏赋》，颇为知名。先父于题跋中称“予从其后人，以重金得此。”故非常珍惜此《锡珍手稿四种》，但此手稿并未署名何人所写。
先父乃用比较校对的方法，将此手稿与当时燕京大学图书馆?穴现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雪所藏锡珍手稿，如《台湾事宜》、《闽还纪程》、《渡台纪程》、《奉使朝鲜纪程》、《使东琐记》、《使东诗草》等核对笔迹，“实出一手，知出锡珍所撰”。故乃定此手稿为《锡珍手稿四种》。
先父又对此手稿进行考证，研究其价值，称《国朝典故志要》共二册，其记载有“出于会典之外者”，如“功臣封爵，自云：录自稽勋司旧档，昭忠祠云：录自原册。”故知锡珍为高官甚久，由其经历而撰成。此稿本记载之时限，下至光绪初年“尤为难得”。因清代典章制度的书，出于私人记载非常少，再者以此稿本与吴树 《养吉斋丛录》相比较，知《丛录》尚有传闻之误，所以先父认为锡珍手稿《国朝典故志要》是“实事求是，极为翔实”。先父并称：“安得好事者，如稍加整理，刊以行世，岂非学者之幸耶?”题跋下署“民国戊寅（１９３７）邓之诚题于风烟旧里。”（辽、金、元时，海淀古名）。
时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起，燕京大学因系美国教会所办，并常有进步同学活动，乃被关门，先父与洪煨莲、陆志韦、侯仁之、张东荪、赵紫宸等学者均被关入陆军监狱达半年之久，后始被释。先父因家中成员子女较众，书籍又多，故无力南行，乃居于沦陷区的北京，因无经济来源，乃被迫卖书度日。
近年，笔者在整理先父之《五石斋日记》时，由一九四二年初的《日记》中，整理得《五石斋文史札记》（六）已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０２年第４期，记有先父为经济所迫不得不卖此《锡珍手稿四种》之事。于一月五日记，“今日(当时)居成府桑树园四号，笔者正读小学五年级。入城本意在托松崎鹤雄代卖《锡珍手稿四种》可得千金，已略有成说。”归后“略翻一过，各系一跋，觉得《八旗驻防考》及《国朝典故志要》实为奇书?选意恋恋，不能舍，宁饥死亦不欲出手也。”但一月八日记，“得松崎明信片《锡珍稿本》已卖与交通，随时可往取款。”先父乃不得不卖此稿本，于是，于一月十一日，将《国朝典故志要》摘要记载于《五石斋日记》中，约六千字。
于一月十二日，晨，先父进城“诣松崎，以《锡珍稿本四种》畀之，得钱如数。”一月十三日记“因以昨所得钱，买小米面一百七十斤……豆面五十斤，……棒子面、玉米面一百斤”，以飨全家；一月十四日又买“稻米六十斤”，“于是寒家十四口人，两月无忧矣?选”多么沉痛的写照，沦陷区，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就是这样。
时隔(自一九四二年一月―二��三年十二月)六十一年多，此《锡珍稿本四种》已渺无音信。先父于一九六�年初病逝于北京，至今，业已四十二年。笔者在整理《五石斋文史札记》时，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自２００１年起，连续刊载。每次清样，笔者均查对原书。最近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江苏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承印此刊物，王华宝责任编辑给了我《五石斋文史札记》十一清样，笔者为了查清《道园学古录》关于元代上都、大都守城者要查验夜行象牙圆牌及织字圣旨，乃去本校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书，承何先生将虞集著《道圆学古录》拿来，笔者伏案正在查对清样时，突然，听到古籍阅览室负责的史梅女士问我：“为什么您父亲邓之诚先生之藏书手稿，在本校图书馆出现?”原来，史梅同志为本校文科研究生作了南大古籍珍本、善本藏书的概况介绍，故此检索出先父于一九四二年因饥寒所迫卖与日本学者松崎先生之手的《锡珍手稿四种》之一的《国朝典故志要》。事隔六十一年，曾是渺无音信的《锡珍手稿四种》，居然其中一种《国朝典故志要》已出现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当然这是从日伪时期中央大学图书馆辗转保存下来的书稿。何先生、史梅同志和笔者均觉得真是有书缘。没想到，先父邓之诚于北京一九三七年手写题跋的《国朝典故志要》居然经历了沦陷时期、抗战胜利后、以及解放后三个时期。达六十一年之后，沉默了这么多年的《锡珍手稿四种》之一的《国朝典故志要》，真是显晦有时，又出现于我国改革开放后，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今天盛世，它仿佛告诉人们，它没有东渡，而是留在祖国，今天作为南大图书馆珍藏手稿孤本等待着渴望学习的人们来研究它?
我不禁想到可能松崎先生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将此手稿转送给当时日伪的中央大学图书馆了，若真是这样，也可说松崎先生为中日的文化交流作出别开生面的贡献。抚今思昔，感慨万千，这时我不禁热泪盈眶地想到，真是信有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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