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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 同志自１９７５年从北京大学调到南京大学工作后，２０多年来，我和他同在一个教研室共事，工作中我们彼此尊重，相互协作，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们一起曾经为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努力耕耘。追忆往事，有几件事在我脑海里印象特别深刻。
公开讲稿
“文革”结束后，１９７７年恢复统一高考，哲学系招进了大批新生，又重新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门课程。当时，许多被“四人帮”搞乱的理论问题亟待拨乱反正，新的教材一时尚未能编写出来，学生上课是靠记笔记，如果笔记记不下来，学习质量将大受影响。孙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你们记不下来，我的讲稿可以给你们看。这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但孙老师向学生公开讲稿一事很快在教研室中传开了，并且引起了一些震动。本来老师把自己的讲稿给学生看是件很平常的事，可是刚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师，对于“造反派”从教师讲稿中摘取片言只字，进行“声讨”、“批判”还记犹新，“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教师们心有余悸，讲课中谨小慎微，害怕被抓小辫子，更不用说把讲稿交给学生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次大批判。孙伯 同志当时敢于公开讲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一定的勇气。那时，我对孙伯 同志了解不多，但他的治学严谨、教学负责的态度，追求真理的勇气，确实感染了我。
倡导教学与科研并举
我们教研室许多同志“文革”前就在南大哲学系教书，大家对教学是认真负责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科研工作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文革”后，我作为教研室主任虽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往往因为教学任务繁重，对教研室的科研工作抓得不紧。孙伯 同志把北京大学浓厚的科研风气带到我们教研室来，特别是他担任哲学系副主任主持全系的教学组织工作后，他经常和我交换意见，再三强调要用科研带动教学，并且身体力行。他当时住在集体宿舍的一个小房间，还要照顾上中学的小女儿，但他一方面上基础课，另一方面又开设研究生新的专门化课程，同时一篇篇论文、一部部论著相继问世。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教研室的教师新老结合，组成若干课题组，埋头苦干，经过几年努力，硕果累累，一批批青年同志在教学与科研的实践中成长起来，使南京大学哲学系在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孙伯
同志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学科带头人。
面“冷”心热
刚刚接触孙伯 同志的时候，觉得他态度严肃，不苟言笑，我担心和他不好相处，青年教师还有点怕他。经过多年共事，我感到孙伯 同志表面看起来有点“冷”，但实际上他是个平易近人、很好相处的同志。他关心、支持我的工作，常帮助我解决工作中的矛盾。他对青年教师的思想、学习、工作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却很关心他们。在假日里，他的夫人常准备丰盛的饭菜招待家庭不在南京的青年教师，我也曾被邀作陪，席间孙伯 同志则是谈古论今、谈笑风生，和大家打成一片。孙伯 同志在担任南京大学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委员后，不少同志在职称评定中找他反映情况，他总是耐心听取，实事求是地帮助分析他们的优缺点。只要有可能，他都为教师努力争取。我记得孙夫人病重住院时，孙伯 同志日夜陪伴。有一天我去看望他们，得知孙伯
同志接到学校职称评定要开几天会议的通知，当时我说：老黄同志病重，你就不要去了。可是他说：这个会议不能不参加，有的同志还等着我为他们说话。职称问题是教师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孙伯�同志在夫人病重，家庭即将面临重大变故的时候，仍然关心着教师的切身问题。我被他对同志热切关怀的精神所感动。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孙伯 同志晚年不幸患不治之症，我知道后心情沉重。在他早期住院治疗时，我和潘洁同志一起去看他，我们两人在路上商量好与他见面时，多谈其他事情，少问他的病况，以免引起他的伤感。岂料来到病房后，看到他像没事一样坐在床上看书，而且主动和我们谈起他的治疗情况和感受，并告诫我们对身体的健康状况要重视，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早检查，该治疗的就要治疗，疾病没有什么可怕。我们两人原来比较沉重的心情，一下子被他乐观的情绪所感染。以后几年，他以科学的态度、良好的心态、坚强的意志不断与疾病抗争。一面治疗，一面上课、指导研究生、写书和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不知情者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罹患重病的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孙伯 同志不仅理论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对待疾病生死问题上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如今，孙伯 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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