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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2003年7月1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点到了128平方米三房两厅两卫的图纸房。时间过去近一年了,当时点房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次点房计有3幢高层(28层),一幢小高层(9层)。我是奔着小高层去的,小高层36户,拿出来点的是27户。而我在全校的排名是第33号,本来点到的希望很小。前21号放弃的极少,到喊我的号时,除底层外只有201与304还空着。我与大女儿稍作商量,点定了201室,回家后,家人说我应点304室,而我也顾不得那许多了。当时心情之激动难于以言词形容,用我的话说,“奋斗了一辈子,就奋斗到了这套房子。”时年69岁。我于1977年10月19日调来南大后,这是第8次分房。前4次都是一室换一室,小的仅11平方米,大的18平方米。
80年代初北方一位教授说,中国知识分子每家都觉得自己少一间屋。这话说得挺到位。1981年夏,老伴与小女儿随我将户口迁来南京,一家三口挤在11平方米屋子里。当时经常念叨,若再有一间屋就好了。次年7月学校又点房,我仗副系主任加两分的光点到北京西路2号新村一套两室朝南的房子。但过道仅5平方米,还要放一只煤炉烧饭;厕所更小,不足0.9平方米。有一次上程千帆先生家――他老俩口也住在另一幢与我同样大小的屋子里(可见南大住房紧张到什么地步),谈起这种房子的设计,程先生说,“这种设计,将人与猪圈相区别就是了。”不久,在屋后接出4平方米的厨房,觉得宽敞了一些。原先5个平米的过道兼作饭厅,不会闻到炒菜的油烟味了。
这一住就是十年。1992年“五一”劳动节搬入现在还住着的房子,72平方米两室半一厅。这种房子1981年建起来时是南大最好的教师住房之一。虽然厅仅有7.46平方米,小间仅6.15平方米。听说这小间还是匡校长坚持设计的,给知识分子当“书房”用的。
本来小女婿、小女儿总要住出去的,72平方米也够我们老俩口住了,点与不点并不象以前那样紧迫。我还是决定要点房,首先想到的是给书落实政策,以前太亏待它们了,一拿回来就堆在走廊里,没有象模象样地放在书橱里;其次是“新房情结”。来南大分7次房,前6次都是以旧换旧,略有改善。没有住新房的体验。
我最不愿意提起的是1998年夏天的第7次点房。当时龙江的高教新村南大有三幢高层(一幢34层、二幢32层),拿出来点的就有六百多套,最大的有131平方米,三室一厅双卫。当时我在全校的点房排号是第26号,可以点到相当理想的层次。我与小女儿兴致勃勃地主张点,她甚至还要把她准备结婚用的近两万元借给我,我说“不点房也不能要你这两万元”。当时匡算了一下,点房加装璜至少要十万元。而我现有的钱还不及这个数字的一半,当时又不知道1999年会有岗位津贴。家人坚决反对的倒没有,借也能借得到,但老伴的一句话“借五、六万元以后怎么还噢”,动摇了我的决策。但点房那天我还是去了大礼堂,喊到我的名字时,我不是上台去点房,而是垂头丧气地往家走。后来有朋友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哪有不后悔的。”幸好没过几年碰上南大最后一批带福利的集资房,将现在住的旧房子交出去,只要十三、四万就行了,这在经济上又可以承受,于是我义无返顾地点了新房子。点到了这套房子,就真的“不后悔了”,建筑面积两者差不多,但使用面积增加了10平方米,虽然多交了几万元,也是挺合算的。这样我有了一间14.6平方米的单独的书房,结束了卧室兼书房的日子。
我真羡慕现在的年青教师,才三十多岁就一次到位置定百十平方米的新房,“按揭”个多少万。在最需要房子的时候,有了房子。我们这代人,就是在最需要房子的时候,缺少房子,在临近退休之际拿到了大房子。拿到了大房子也好,前年我在一次学术会上,新结识一位朋友,他已经退休。我们议论了二、三次,共识是:老年人的享受主要是在住房上。时代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住房是最大最适用的消费――也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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