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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陶芸先生所编的《闲堂书简》，收集了程千帆先生书信千余封。阅读这些书信时，我强烈地感觉到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重情重义、胸次磊磊落落不存芥蒂的人。这批书信中反映出的亲情、友情、师弟之情以及对后生晚辈成长的关注提携之情，足以叫每一位读者深受感动。
大家知道，程先生的结发夫人沈祖�先生是近现代词坛上享有盛誉的词人。他们二人的结合，在当时即被学界传为佳话，有“前有冯(沅君)、陆(侃如)，后有程、沈”之称。二人婚后相敬相爱，共同切磋诗艺、研讨学问，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更是相互扶携，一路走来，感情可谓深挚。可是不幸的是1977年沈先生在一场车祸中遇难，程先生的悲痛自不待言。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以心绪不宁屡欲奉答而又辍笔，盖来示所云江楼悼念之会，实感切枨触于心，每一念及，辄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也。”(《致刘君惠书》)短短数十字，可谓字字呜咽。他又写道：“祖�晚年常叹曰：‘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场。’其言真深至可思也。”(《致肖印唐书》)沈先生的感叹之辞深至可思，而程先生的复述同样叫人低徊深思。这样感伤痛切的话，不仅是对夫妻之间刻骨铭心的感情的追忆与强调，同样也是对那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才人不得尽其所能的社会的反思与控诉。而不管怎样，作为后死者是不得不尽后死之责的，对程先生来说就是“尽力整理逝者的遗著”，数十万言的著作一字一字地整理、抄录，“如果不及时搞出来，我一归天，就必然湮没。如果我将来去见上帝，看见她坐在旁边吃糖果，如海涅所说的，怎样向她交代呢?这是伤心话，不是笑话。”(《致杨翊强书》)先生在哀伤万端中发出的带有切肤之痛的心声，谁会将之当作笑话呢?克服重重困难之后，沈先生的著作终于依次出版了，而先生觉得还不足以对得起逝者，便以八十高龄，取其诗词集，“就其中有关时事之作，略笺数语附入”，使诗词背后的本事得以彰显，不仅有资于后人阅读沈先生的诗词、了解沈先生的思想，而且也为中国现代社会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怕的是异日无人能作郑笺，那么逝者呕心沥血以成的文字势必要被后人曲解、误会。他说：“生死深恩数十年，此书出，我亦八十二岁，或于九渊相逢无悔耳。”(《致舒芜书》)我想，有先生这样一片深情，惘惘不甘，逝者是定能安然于泉下的。
尊师重道是中国自古以来一贯相承的优良品德，正是有赖于这种纯之又纯、不容稍稍亵渎的感情，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才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程先生早年就读金陵大学，受教于黄季刚、汪辟疆等名师门下，得窥治学门径。这一重恩情，程先生是至老犹不能忘怀的。黄、汪诸位先生生前名声遍满学林，可是后来由于一些原因，他们的学术都不大彰显于世，遗著也都面临种种困难，难于出版。先生一直以此为念，积极与相关人员及部门联系，力争诸先生的遗著能面世，以飨学界；同时也协助有关单位开展一些有意义的纪念活动，使后来者在学问、道德两方面都得到前贤的沾溉。这一点在致金克木、陈祖延、杨克平、傅杰等人的书信中多有涉及。
程先生在书信中曾指出自己的成就得赖于朋友之助。这样的话虽然有自谦的成分在内，但同时却也客观地反映出先生对朋友之情的肯定与珍视。先生一生，交友可谓多矣，朋友的年龄层次变化也相当大，既有师执辈的朋友，也有弟子、后生辈的朋友，更有因一诗一文之赏而倾心相交的朋友。在书信里，先生对朋友们坦诚相待，表现出了“直、谅、多闻”的高洁行谊。当朋友在某一领域作出了成绩，先生欢欣鼓舞，一如自己取得了成就，他再三表示“学成而名不彰，朋友之过也”，因而千方百计予以帮助，热心向学术界推介朋友的成果：对身处偏僻之境的朋友，先生更是予以鼓励，鼓励对方耐住寂寞，因为“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君子之道，仍必�然日章”，并一再引王船山(夫之)“窜身苗峒，著书数百卷，终能发其潜德幽光”的例子以作劝进；而当音闻隔绝达五十余年的老同学王伊同重新联络上之后，先生不禁“觉如梦寐”，惊喜之情溢于言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书信往还不断，对早年的朋友做了极其详细的回忆，将众人的情况汇报给对方听，追昔抚今，感慨不已。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中，友情一直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程先生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中浸淫已久，我想，他如此珍视友情是与此不无联系的。
在读书信集时，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在现在能收集到的书信里，程先生写给杨翊强与蒋寅二人的信件数量最多。杨与蒋都是先生的弟子。杨受教于五十年代，蒋则受教于八十年代。这百余通信件大多用口语写成，读来格外亲切，如闻謦�。这些信件的内容极其丰富，既有先生一贯热心的学术话题，也涉及为人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之方，甚至细微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婚姻状况以及子女的成长情况。凡是能够想到的问题，先生几乎无不谈及，真正是体现了一位老师对学生、一位长者对后进最真切的关爱、警醒与激励。“聆听”这些客观上已属过去时却又无不富含当下意味的“谈心”，作为仍在追求知识，仍在人生道路上摸索行走的我们，怎能不从中汲取养料，受到鼓舞与启发呢?我们且来听：“你现在终于猛醒了，并以行动证明你是在走着新的道路。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过去又是最不争气的学生之一。我在‘文革’中和在恢复工作以后近二十年，咬着牙齿朝前走的时候，常常为了你的落伍和不争气而感到痛苦，但我并没有绝望，你现在终于醒过来了，我很高兴。”这样的话倘非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敢于坦荡荡向人敞开心扉，这世间是绝计没有人能说得出的。老师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学生关切太深，故而责之也深。而一旦学生能明白老师的一片苦心，从而奋起，有所作为，老师定会感到最舒心的喜悦，为学生的每一点成绩而自豪、庆幸。我们再听：“弟(指蒋寅)单名，似可有一号。我想到‘文虎’二字，意谓今后文学上更可大有成就，并与‘寅’相应，弟意如何?文中虎乃故人典故，弟当知之。”此信写于1998年底，当时先生已八十五岁高龄。在接下来的数封信中，先生便一直以“文虎”相称，而且我们注意到最后一封信所署日期是2000年4月27日，去先生逝世仅仅三十余天。这些信件的内容姑且不说，单单是这样一声称呼，就足以让我们看到先生对弟子的喜爱之情与鞭策之心是多么的深切。而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在这里先生所表露的感情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师弟之情了，这种感情的背后充溢激荡的更是一位老学者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术的热爱与崇敬，是他为文化学术得以传承发扬而感到最由衷的欣慰与满足!
当然，作为学者书信，程先生的文字中无疑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史内容，这是在读《闲堂书简》时最须予以重视的。我之所以在这篇短文中只字未及先生的学术，是因为我自知学殖疏浅，对先生渊博精深的学问不足以窥其涯�，亦不足以赞其一辞。但这样做并非是得其小而失其大。在我眼中，正是因为有着一份浓挚深厚的感情、有着一颗善于体认种种情感的心，先生才有可能在诗歌创作与诗歌研究中都显得如此游刃有余，并取得如此精湛的成就。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学术必将不死，而他所倾注所体味的那份真情也必将凝铸于这一封封书信里，永存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心中!
(《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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