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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一老，胜似三宝”，其中的含义，无论是通用实在的人生经验，还是昭示福祉的象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不难推及的。
郑集郑老先生，1900年生，待拙文见报时，足年105岁。古人以百为期，百岁称“期颐”之年，颐为颐养天年。人活到这岁数，除了颐神养身恐怕已无什么人生义务了。然而郑老耳聪目明，清癯有金石之气。102岁修订再版了经他披沥多年的《普通生物化学》一书。而今还坚持为国内有关报刊审阅批改稿件。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居然还在电脑上操作，只见他手指在键盘上滴滴答答地敲击，充分显示其思维的流畅。
学校曾流行一句话“不要教授要长寿”。可见长寿难，而康寿更难。否则，即便长寿，或病病蔫蔫，或木木涩涩，长寿亦难受。而真正意义上的“人瑞”，思维敏捷，手脚轻健，唯类郑老者。
“且喜老年健，尚未颓废姿，天如假我年，还将再著书”，其诗一扫文人“叹老嗟卑”之气。不难看出，其长寿也要，教授亦不丢，纯粹是为了教授而长寿, 谆谆然可谓师风可道。
其实，长寿和教授之间亦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面对郑先生的长寿，不但使我们见之一座原先仰之弥高的人寿丰碑，而且通晓了一条人类攻之弥坚的长寿秘诀。
这秘诀说来也易，“智者达观仁者寿”。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前因后果，没有豁达，何来仁，因此说到底还是“智者寿”。
郑先生幼年家贫，是放牛娃出生，即便读书亦属于“囊萤”“凿壁”之类的“奋青”。19岁那年他在乡下读高小时，患了肺病，估计就是林黛玉得的那种。但他并未悲戚，凄切，而是警策自己“毋劳尔神，毋搅尔精，毋俾尔思虑萦萦，乃可以长生”。郑先生上过私塾，古文功底颇深，相信他是读过陶渊明的那四句诗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当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两个“虑”字，一个意思，即个人的忧虑，言下之意，只有摒弃个人私虑，无私无畏，才至臻于大化的境界。郑先生的长寿，尤其说是青年时期的劳作给了他一个强健的体魄，不如说是自小的磨难使他很早就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这就是一种智慧。1961年郑老因患前列腺肥大，虽经手术而不愈，几经生死，危在旦夕，羁留病榻年余，其间，他仍乐呵呵地唱了一首《生死辨》聊以自遣：
有生即有死，生死自然律。
彭古八百秋，蜉蝣仅朝夕。
寿夭虽各殊，其死则为一。
造物巧安排，人无能为力。
勿求长生草，世无不死药。
只应慎保健，摄生戒偏激。
欲寡神自舒，心宽体常适。
劳逸应适度，尤宜慎饮食。
小病早求医，大病少焦急。
来之即安之，自强应勿息。
皈依自然律，天年当可必。
即使到了90岁，他仍高吟“桑榆还未晚，桃李正逢春，但求老来健，何必惧黄昏”，好一曲别裁的“黄昏恋”。“当尽便须尽”，1993年他又将集自己多年积蓄购置的小楼卖掉了，而将卖房所得建立了奖学基金，以褒奖学业勤勉的优秀学生。在他的《散财歌》中更透射出他睿智的光芒：
聚财还须会散财，聚散合理免祸灾。
取诸社会应反馈，留给儿孙理不该，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做奴才。
钱多易使人堕落，骄奢淫逸接踵来，
从来发富不三代，皆因遗产种祸胎。
无论是病魔还是死神与这样的人过招，岂能不怵不怯的！这就是智者的豁达，一句话在人生的路上拿得起，放得下，拿郑先生的话说“心如云水一身轻”。
倘若一个人的大智大慧，全然是为了自己的大彻大悟，说来也未免太偏狭了些，长寿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教授。“大化”的境界应该像郑先生说的“我愿做一支蜡烛，宁愿毁了自己，为了给他人光明，只要对人类有益，粉身碎骨，决不(下转一、八版中缝)(上接第八版)自怜”。这位解放初就评定的一级教授，在他平生致力的科研活动中，始终没有把自己囿圄学术的“象牙塔”中，而是结合实际，受益众生。抗日战争时期，在对我国民众体质及食品种类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战时合理配食以增强体质的科学观点，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科普讲座。战时光在电台广播的系列《营养讲话》，听众达四亿之众。解放初，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政府提倡吃“标准米”（出米率达91％的糙米），郑先生多次深入社会各基层进行演讲，从营养学的角度，阐述了多吃杂粮、粗粮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大大地打消了人们对食用“标准米”的顾虑。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郑先生把科研的重点又转向人体衰老生化机制的研究。1987年他的《健康长寿之路》、《衰老与抗衰老》两本著作，同时获得“全国优秀科普奖”。截止目前，其正式刊出的科普类文章达223篇。郑先生正是把自己的学问大而化之为民众的知识，对改善我国食品结构、增强国人体质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而其个人的活体似乎也成了其研究的实验室，而他的健在正好无可辩驳地为世人提供了一项杰出的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而今不少人都在探求长寿的秘诀，就像禅宗指陈“骑驴找驴”。结论是，一切均在自身，又何必向外寻觅呢？再读郑先生在人生的闲庭中歌咏的《信步吟・寻春》：“正拟去寻春，春已先归去。遍问寻春人，莫知春去处。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简直是一首偈语，个中况昧，凭君去参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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