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虽内迁至四川，但是仍然不能摆脱日本侵略者如影随形般的轰炸机的轰炸。日机对于中央大学本部所在的重庆沙坪坝(重庆的柏溪、成都、贵阳设有中大的分部)的空袭，有一个月曾经多达28次，某天曾逼得师生5次躲入防空洞!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钻防空洞成了中大的“必修课”。
中央大学的广大师生认为，日本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所以，我国的抗日也要是多方面的：“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中大人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向世人庄严宣称：“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忠勇的将士，抵抗得过敌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
立志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担负起“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重任的中央大学师生，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极度困难的抗战时期，在日军没完没了的轰炸声中，成就了一番事业：
――学科齐全，规模庞大。至抗战胜利时，中大拥有7个学院计41个系科，1个研究院共23个研究所，附设有1所专科学校(即全国唯一的国立牙医专科学校)，在校生多达4700余人(约是战前的4倍)，共有4000学生毕业(其中研究生60人)，院系之多，学科之全，学生之众，举国无双。当时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共有5院26系2个专修科，在校生近1700人，共有3800名学生毕业(其中研究生75人)。有人曾说：“中大之大，大乎天地之外。”
――名师云集，俊彦辈出。中央大学师资力量之雄厚，众所周知，有口皆碑。能够拥有600位教师(约是战前的2倍)，其中教授和副教授290人，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例如，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规定“在大学任教10年以上，声誉卓著，具有特殊贡献的教授，经审议会2／3以上通过”，可为部聘教授，原则上每学科1名，任期5年。两批共评选出“部聘教授”45名，中央大学有12席，超过1／4，位居各校之首，林学家梁希、社会学家孙本文、心理学家艾伟、地理学家胡焕庸、生理学家蔡翘、英国文学专家楼光来、国学大师胡小石、历史学家柳诒徵、化学家高济宇、教育学家常导直、艺术家徐悲鸿和法学家戴修瓒都是榜上有名。这一时期先后求学于中央大学的学生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共有50多位。任新民院士、黄纬禄院士、朱光亚院土和钱骥教授这4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都是中大该时期的学生。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中央研究院共评出院士81位，中央大学的校友竟占到四成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也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并担任过中大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
――科研成果，利国救民。中央大学广大教师立志把战时的需要和人民的渴盼作为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头号选题，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仅与抗战直接有关的科研成果，便不胜枚举，如胡焕庸的《国防地理》、朱炳海的《军事气象学大纲》、孟心如的《毒气与防御》和《化学战》等著作，李学清的“陕南矿产考察”、张可治的“川西公路考察”、戈定邦的“新疆矿产考察”、耿以礼的“青海牧场考察”、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等研究，都对抗日战争和西部开发起到了积极的科技支撑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