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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老师去了。他走得并不突然，而我的愧疚之感早在他患病之初就已经有了，老师一旦离去，这种感觉则又愈发地强烈起来。
作为弟子，领悟老师的学问无疑是最要紧的，但我总以为，我们也当求得对于老师作为一个人的理解，包括老师的苦衷。“同情的理解”一语而今在论人论学之际已被反复提及，身为学生而不能对老师有一份深入的领悟，不能“想见其为人”，那是师生关系中的一种失败。我深感愧疚的是，直到很迟很迟，我才试着去进入叶老师学问后面的那个世界，设身处地揣想他面对的无数烦难，并且若有所悟，而这时叶老师已是身患重病，无法与人交流了。叶老师一生遇到过不少磨难，经历过无数人事，一个学生对他某种程度的理解他也许并不在意，然而对于我，这却很重要。我能安慰自己的是，叶老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不会怀疑我的那份愧疚的真实性。
虽然是叶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我和叶老师的接触却并不多，特别是在读的那几年。其中原委，只能归于自己的少不更事。与叶老师的接触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倒是毕业任教多年后的一件事。应该是1997年，译林出版社欲推出一套“播火者译丛”，所选四人为张闻天、胡愈之、瞿秋白、沈雁冰。叶老师是茅盾专家，沈雁冰一卷，当然委之于他。其时叶老师身体已经不大好，我因此受命给他当助手。叶老师对史料一向重视，要求所选译文必须保持初发表时的原貌。茅盾家属已然提供了一份原稿复印件，叶老师却不肯便宜行事，定要一一过目，而一看之下，便指出某篇某篇，并非初刊稿，最初发表当在某杂志的某卷某期，某报纸的某日某栏，这些报刊杂志又在哪家图书馆可以找到。我按照他的指点一一去查阅，居然一个不错！――须知叶老师的记忆、思维已是大不如前了。
但给我印象更深的还不是叶老师对茅盾资料(即使是译文)的烂熟于心，而是他做事的亲历亲为，一丝不苟。照我想来，编这样一本书，老师当然是挂个名，给个大致设想，最后把关拍板，其他具体事务当然是一概交人办理。不要说现在，就是当时，又有几个像他这样地位的学者(何况身体状况不佳)会为了编一部译文集几乎事必躬亲呢?当时，出版社方面要求译文集每一种的篇幅在八十万字上下，我按照叶老师定下的原则，从茅盾数百万字的译文中选了一批，估计大差不差，就送去让他过目。我以为叶老师翻翻目录，遇所选不当者换上几篇，也就完了。隔不多时，叶老师电话唤我过去将书稿取回，并告我字数还不够。回来打开一看，吃了一惊：好多篇页上都有叶老师的字迹，铅笔的，钢笔的，红色圆珠笔的，都有。多少年过去，茅盾译文最初刊载其上的那些报纸杂志，早已形同“断烂朝报”，许多地方字迹模糊不清，再经复印，更是漫漶难辨，叶老师显然担心编辑不能识读，易出差错，便一一描清楚，字迹太小不易描划的则在旁边写明。又有一些注释，单看出处，就知道辞典查了好几种。一些篇页的空白处甚至还留下了算式――叶老师说字数不够并非粗粗一估，他是一篇一篇算出来的!那些登在杂志上的也就罢了，登在报纸上的那些，版面大多是不规则的，就为计算一篇短文的字数，叶老师也要花上许多精力吧?
面对那些字迹、算式，我惟有暗道惭愧。这样的琐细之事，哪里需要叶老师自己动手呢?就说字数吧，我本打算待全部输入排版后再看，校样一出来，不够则加上几篇，多了则抽去一些，也就敷衍过去。我惭愧，一是因为在这样一件事上，也未能为叶老师分劳，我早该做在前面的；二是叶老师那种治学认真不苟的态度，那样的顶真，于我辈已是不可得了。惭愧之外，也想到了其他，因为编译文集虽只是一事，见出的却是叶老师为人为事一贯的唯勤唯谨的态度。帕金森综合症的病因恐怕是很复杂的，而我总以为，叶老师的病与他的负担过重，与他的事事操心有很大关系。他总希望人人满意，总希望事事尽善尽美，所以他总是想得很多很多，做得很细很细。
尽管也常看到他开怀大笑，但我总觉得轻松并不是叶老师的常态，甚至可以说，他活得很累。这源于他为人处事的态度，更源于他那一辈人特有的一种责任感。也许正因为很累，叶老师钟爱的古代诗人是苏东坡。我听他说过，他曾想以苏东坡做论文，资料已经搜集了一大堆；他给女儿取名“雪泥”，用的是苏东坡的“典”。“乘风飞去”一定是他向往的境界。现在叶老师走了，我愿意相信，摆脱了那些他热情面对却也给他带来了重负的一切，摆脱了病魔的纠缠，他在另一个世界会像师母希望的那样，会是轻松、“快乐”的。我知道这样想很“唯心”，但是学生聊以自慰的，也唯有这样的遐想，或是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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