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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铭教授去世那天，我正在千里之外的贵阳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未能最后见上一面，这是我深深引以为憾的一件事。稍慰此感者，是那天在我与几位叶教授的老朋友的倡议之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从中亦可看出他在学术界的影响。
最近这两年，叶子铭卧床不起，以瘦弱之身，忍受着病魔残酷的折磨。每次走近他的病榻，看着他在痛苦中熬煎的样子，我的心情总是压着铅块似地沉重。就此说来，如今他肉体生命之结束，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舍不得离开他!当我真正意识到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同事、好朋友，大学里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教师，学术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颇有影响的学者时，我仍然禁不住黯然神伤，心中暗暗诅咒那安排这一切的不可知的命运。他本可在教育与学术上至少再做十几年的奉献，为什么偏偏要剥夺他的健康与生命?远的暂且不谈，就说我们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吧。尽管后起的中青年学者个个称强，已可告慰于叶公，但如有老师叶公健在，我们的“阵势”之强将是如何地令人称羡啊。
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不仅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且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是南大的一项事业，而叶子铭对这一项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中心”由于不怎么认同某些不合理的管理模式，曾受到主管部门个别人的“卡”与“压”，但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严谨求实的学风与富有独创性的科研，赢得了兄弟院校与学术界的好评。这次在贵阳开会，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都对“中心”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表同情，并对我们的学风表示赞赏。这时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叶子铭正直的为人、严谨的学风在我们这个学科点上的深远影响。
叶子铭不仅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而且对整个中文系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中文系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文革”一开始，《红旗》杂志就点了南大中文系的名，说它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就抛出了三本“吹捧30年代文艺”的“修正主义”的“黑书”：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陈瘦竹的《论田汉的话剧创作》、全系集体撰写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文系及叶子铭个人所受到的压力之大、摧残之苦、破坏之重，是可想而知的。第一个来收拾这副“烂摊子”的是陈白尘，他放弃了应召回京做官的机会，应匡亚明之邀，来当了中文系主任。陈白尘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文系在短短两年中大有起色。待到他因年老而辞去系主任之职时，早就以副主任辅佐陈老的叶子铭便接任了系主任之职。那时他正当盛年，40多岁，为中文系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不少的心血。虽说他个人的著述并未停止，但毕竟被行政管理工作夺去了不少的心力。在科研上，他不重个人之名利，而重事业之需要。譬如编辑《茅盾全集》，他出力颇多，在别人看来这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裳”的事，而在他看来却事关现代文学研究之大局。这种精神，在教育与学术界弥漫着腐败之风的今天，显得尤其可贵。
人们可能未曾想到，叶子铭在青少年时代曾是个诗情似火的诗人，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他也曾经开朗、乐观、敢怒、敢言，浑身充满了生气与火气。但他晚年似乎变得内向、平和、沉稳了，每次相见，总看到他眉头上就像写了一个“苦”字。我知道他也曾有过受压抑、被扭曲的时候。是性格的转变导致了他晚年不能言语的病，还是这不能言语的病导致了他性格的转变?对我来说，这至今还是一个“谜”。但有一点我是感触颇深的。那就是他每遇“事”太苦了自己。“文革”之后，学校里重知识、重人才，叶子铭这样优秀的人物必然要受到层层领导的重视与提拔，种种头衔也给了他不少。可是他为人厚道、诚实，总觉得受之有愧、“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样一来，他除了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之外，就很注意不事张扬、多做少说。遇到矛盾、遇到不称心的事，他往往自己“吃”下去，暗暗地苦着自己。我认为这是很伤身体的，这是叶公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叶子铭教授，安息吧。你的精神，你的教训，我们都接受下来了，这是一笔财富。
2005年11月5日，自黔返宁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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