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期间．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就是见证大屠杀的外籍人士之一。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上海失陷，战火直指南京，首都岌岌可危。此时，金陵大学已西迁成都，为保护学校资产，陈裕光校长委任金大历史系贝德士教授以应变委员会主席兼副校长名义留在南京，担任起守护校产的重任。在日军攻入南京后，他们借鉴法国饶神父在上海南市组织难民区的经验，挺身而出，发起组织了“国际安全区救济委员会”。
国际委员会成立以后，立即行动起来．划出包括金陵大学在内的约3．86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安全区，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安全区以中山路、汉中路、山西路和西康路为界，内设25个难民收容所，其中最大的就是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校舍各处收容难民最多时达3万余人。南京陷落前，南京市政府曾将存放在下关的3万担米(二千吨)、1万袋面粉和一些盐拨给国际委员会，以为救济难民之用。国际委员会则把金陵大学礼堂(今南京大学大礼堂)作为储存粮食的场所。断水断电之后，金大还用操场东北角的一口水井日夜抽水，以供难民之用。
12月初，难民开始涌进安全区，贝德士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了安置准备工作，他和其他几位美籍教授一起，主动让出自己的住房、冬衣等，并逐一落实燃料、大米的供应，以保障难民的基本生活。
12月13日，日本军队蜂拥入城，一场罕见的屠杀和浩劫开始了。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淫威和肆虐，贝德士等压抑着对丧失人性的日本侵略军的极度厌恶和憎恨，一遍又一遍地与他们交涉，一面尽其所能地做着保护和救助难民的工作。
在整个救援工作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德士冒着极大的风险保护了一批特殊的难民――中国军官。在南京失守时，一些中国将领(如廖耀湘、邱清泉等人)也退入安全区避难，国际委员会本着人道的原则和同情中国抗战的立场，把他们保护起来。这批人中的大部分被安排在金陵大学。最后这批军官逃过了日军的多次搜捕，顺利脱险，在中国远征军缅甸作战中成为中坚力量。
贝德士等在当时十分恶劣的情形下，还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写成日记和信件，并通过秘密通信和向外部新闻界提供稿件等方法，将这些材料公诸于世，揭露日军烧、杀、淫、掠，大量贩毒乃至残害慰安妇等暴虐罪行，为中国人民换得国际主义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关于南京大屠杀，最早在国内外同时出版的原始史料结集，应是《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此书出版于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次年，堪称实录南京大屠杀的“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而这本书的资料提供者和主要策划人就是贝德士。
战后，贝德士作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重要见证人，出席了东京、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战犯的审判。1948年11月4日，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共犯广田宏毅、武藤章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贝德士用亲眼目睹的事实作证，将日军的侵华罪行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鉴于贝德士、史迈士、林查理3位先生“在南京沦陷期间不避艰险，留居南京，举办难民安全区，救护难民，厥绩至伟”，1948年元旦，国民政府明令授予他们绶景星勋章各一座，以奖勋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