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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著名的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也称大钟楼)前，各界人士接踵而至。著名画家、中央大学教授徐悲鸿身穿中山装，在大厅外热情地迎接着来宾。
纪念堂外高悬“徐悲鸿教授作品展览会”横匾，大厅内布置典雅美观，壁上挂着徐悲鸿的102幅中西名画。这是徐悲鸿为支援国内抗战募捐，来新加坡举办的画展现场。徐悲鸿格外激动，不时地在参观者前用带有江苏口音的普通话说：“抗战一年多来忧国忧家，心绪纷乱，作品减少，希望能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
从1933年起，徐悲鸿就曾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新加坡、印度等地举办义卖画展，积极宣传支援抗日。
画展获得圆满成功。华侨们以购得徐悲鸿的画为荣，踊跃支持祖国抗战，除非卖品外，展品全部售罄。徐悲鸿将画展筹得的40万元巨款，全部捐献给了祖国，用以救济难民，自己分文未取。因为他知道，许多华侨不仅是来购买一位名画家的画，更主要地是为了祖国的抗战出一份力。
徐悲鸿将沸腾的热情融进了他的画中。他的代表作油画《�我后》(1931―1933年)、中国画《九方皋》(1931年完成)，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锦绣河山被拱手让与日寇。徐悲鸿义愤填膺，画了一幅《懒猫图》。题曰：“颟顸最上策，浑沌贵天成，生小嬉憨惯，安危不动心。”直刺国民党醉生梦死、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腐败统治，真是淋漓尽致。
1931―1933年创作的《�我后》，取材于《书经》。描写的是夏暴虐，商汤带兵伐夏，处于水深火热的老百姓盼望着商快来解救。纷纷说：“�我后，后来其苏。”(是说：等我们圣贤的君主来了，我们就得救了!)画面描绘一群穷苦的老百姓在翘首�望远方，大地干裂，瘦弱的耕牛仔啃着树根，人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焦灼的期待，表现人民如大旱之望雨霖般等待自由解放的心情。徐悲鸿创作这幅画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亡，人们痛苦不堪，期待着幸福自由的生活，也期待着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领袖统领人们获得解放。徐悲鸿藉着这个题材抒发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人民渴望新生的迫切心情。
随着反抗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深入，徐悲鸿的爱国之心更是溢于言表，跃然纸上，他不仅自己要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而且要唤起全国的民众，都起来抗日。他在1937年创作的《乌鸡葵花》正是这种意愿的表露。画上题云：“距壮烈之民族斗争又五年矣，抚今追昔，不胜感叹。”显然这是用葵花象征光明和雄鸡一唱天下白之意，以喻抗日战争早日胜利的愿望。1940年完成的《愚公移山》，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以愚公坚韧不拔的精神鼓舞人民坚持抗战。
徐悲鸿先生同时也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1928年起，徐悲鸿被聘请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教授，全身心地投入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学里，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摸索，徐悲鸿逐步形成一个明确、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徐悲鸿爱才若渴，亲自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影响了一代画风。可以说中国绘画界蒙受徐悲鸿的恩惠的决不是几个人，而是影响了几代人的绘画思想和行为。
(李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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