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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宪文先生领衔撰著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出版了，这是国内史学界和出版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1986年，张先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共同推出了《中华民国史纲》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中华民国史简明读本，由地处中原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6年，南大出版社才两岁，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民国史这样的敏感题材，还不可能有选题意识；整个江苏出版界对这一题材也没有选题意识。
《中华民国史纲》出版后不久，蒋经国先生在台湾宣布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台湾的大陆热和大陆的台湾热，带动了民国历史热，《中华民国史纲》一书的影响也因此超越了学术界。民国故都在南京，第一部民国史著作的出版却不在南京，这引起江苏出版界、文化界的自省。据说当时一位主管新闻出版的省领导曾责问有关部门，为什么江苏作者的好书稿跑到了河南？
后来到了编辑岗位上，每每想到此事，我总是心有不平。大学期间，我曾修读过张先生的《中国现代史料学》、《民国史研究专题》等课程。作为张先生的学生和学术图书编辑，自以为编辑出版张先生的民国史新作是“守土有责”，一直期待张先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写出分量更大、水平更高、能够更加全面和系统地反映民国历史全貌的专著。
但是，像张先生这样的大家，早就被多家出版社的编辑“盯”上了。
河南人民出版社自然是想“再接再厉”，扩大战果；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是志在必得，因为他们最初曾与张先生口头达成了出版《中华民国史纲》的意向，后来被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位很敬业的编辑张黛女士“夺”了书稿。此后河南人民社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国历史著作，这让大牌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始终“耿耿于怀”，为了不“重蹈覆辙”，他们用心良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位南大毕业的副总编亲自挂帅，紧紧“盯住”张先生。此外，北京等地多家出版社也纷纷向张先生约稿。
5年前，时任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左健教授带着我一起拜访张先生时，张先生刚刚搬到龙江小区新居。得知学校出版社决意要出版《中华民国史》，他既表示高兴，又似乎有些为难。张先生为人厚道，他对于十多年前《中华民国史纲》没有给上海人民出版社，或多或少存有某种补偿心理。张先生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如果南大出版社再一次错过，我们会无言以对。
民国故都在南京，民国研究在南大，如果民国研究成果的出版流落异地，对于南京，对于南京大学岂不也是一个痛？！我们会无言以对南京大学这座百年学府。南京在中华民国历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南京大学在中华民国史研究方面地位独特，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华民国史》，对于民国故都南京、对于南京大学而言，决不只是一时之短长，而是长久的文化和学术的“多赢”。
好在与张先生住同一个小区，隔三岔五就可往他那儿跑，反复地与他“磨”,一次，两次，三次……记不清多少次去叩过张先生的门，有一次,几乎是失礼地要把张先生的书稿“抢”走。也许是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张先生最终没有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签约,而是反过来劝说上海人民出版社把书稿留给南大出版社。
如今，当我们捧着四册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新著时，欣慰之情难以尽述――20年前我们错过了一次，而今终于有了弥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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