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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大屠杀65周年之际，收录了102个侵华日军原士兵证言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一书中文版在上海出版。此后不久，一部汇集了南京大屠杀120位受害者证言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中文版出版发行。
这两本书日文版出版后，很快成为日本的畅销书，编著者因此被授予2003年度日本记者会议（JCJ）奖。这两本书的编著者――日本大坂小学女教师――松冈环说，教师的职责是将真善美的东西教给孩子们，并且要让他们懂得：做错事要勇于承认和改正。
“让我不能忍受的是，这些当年在中国制造了残忍罪行的日本军人，很少有对战争进行忏悔的。”
18年前，第一次南京之行的所见所闻，改变了松冈环的生活重心。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参观了2个小时。给松冈环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李秀英的照片。就是李秀英怀孕时，被日本兵戳了37刀的那张，她的脸肿得像一个大脸盆，就那样躺在床上。参观那天，正好赶上李秀英本人在纪念馆讲述她受害的过程。松冈环在听她讲述的时候，一直是深深地低着头，握着笔的手不停的在颤抖，根本不敢抬起头来看她。松冈环还记得当时有人问李秀英：“如今你再看到日本人，是什么感觉？”李秀英当时回答说：“我直到现在看到日本人都会浑身颤抖、我非常恨他们。”听到这话，松冈环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一回到日本便组织了“铭心会”，第二年就带了100余人的团体重返中国，开始了近20年揭露历史真相之路。
可以证实历史真相的证言，不能是孤证，也不能是单方面的证词。于是，这位普通的日本妇女充分发挥自己是日本人的优势，搜集整理来自加害者和受害者两方面的证言。1997年10月起，也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60年，松冈环等人在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等6个城市，开通了接收有关南京大屠杀信息的电话。松冈环还通过报纸等手段，广泛呼吁提供信息。60年后的南京大屠杀情报热线设置――在日本的一些人看来，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构想。但是，热线一开通，三天里全国就有130个电话，其中直接经历南京大屠杀的证言为18件。
老兵们突然面对陌生人，要他们说一说“60年前的战争”，不是疑惑、警惕、反感，就是不配合或干脆拒绝。有时采访一份证言不得不造访四五次。然而，回忆的“形态”却各不相同。有人病卧在床，讲起了对家人都不曾讲过的加害经历；有人取出当时的日记，对照着确认自己的记忆；有人正说得滔滔不绝，一到南京战就打住了；有人讲述自己的强奸经历，厚颜无耻地笑着；有人讲到一半痛哭流涕；有人自诉为噩梦所困扰……
“在寻访国内老兵的过程中，我更加清楚了当时战争给中国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可让我不能忍受的是，这些当年在中国制造了残忍罪行的日本军人，很少有对战争进行忏悔的。”松冈环说。
1999-2002年，松冈环一次次地踏上中国的土地收集证言，其中有12次专程赴南京。
松冈环特别重视有细节的记录：“我在中国搜集整理证言的过程中发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过去的证言都过于简单，很多受害者只有一两句话，有的证言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在日本，人们更相信具体、带有细节的证言，有了这样的证言，即使是日本右翼势力也会被说服。”
但有细节的证言并不容易得到。对于很多受害者来说，那段历史是心底的创伤，特别是性暴力侵害，她们把这段记忆埋得很深，以至跟她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人都不知道；还有的受害者想说，家人却极力劝阻，认为这会给家庭丢脸。所以当话题转到性暴力上，受害的她们还常常自怨，难以启齿。
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直把六十多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说成是虚构的谎言。在国内，受到来自方方方面面的压力和阻碍是不可避免的。松冈环经常接到谩骂的电话；在举行证言集会时，右翼分子会拿着高音喇叭，站在会场外叫骂。家里的门窗都安装成了双层。有时候在站台上等车，一般不会站在第一排的第一个，都是在后面，“我怕有人把我推下去”。走路时，松冈环说自己也是三分钟就回头张望看有没有人跟踪，“这已经成了习惯”。丈夫前年去世了，好在她还有家人尤其是两个儿子温情的支持。
确实，一份来自日本人自己写的资料更有说服力。抢救历史的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松冈环的调查活动将会继续下去，决不会因这两本书的出版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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