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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读太平天国史一代宗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其中有陈独秀通过胡适请罗尔纲到南京来，与他谈谈太平天国历史，以及胡适对这件事的态度和对《太平天国史纲》的批评，感到很有启发，故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写出来，以飨读者。
《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是罗老应广西桂林文化供应总社钱实甫之约于1943年写的一个小册子。“我为什么叫《师门辱教记》呢?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地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有发现，我也和当时人们一样以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把此书叫做《师门辱教记》。”
1958年12月7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自费出钱重印《师门辱教记》时，改名为《师门五年记》，并为之作序。同月17日，在台北庆祝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和胡适六十八岁生日时，他把该书作为对贺寿人回礼之用。胡适之所以要印这本小书，除了表彰罗尔纲治学“谨慎勤敏”，“不苟且”，加上虚心，“将来一定有成就”，以及“示人何以为学”之外，亦且示人“何以为师”。罗尔纲后来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就，证明胡适的预见是正确的。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前，还把《师门五年记》送给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四位院士，可见其对此书的重视。
陈独秀为什么要请罗尔纲来宁与他谈谈太平天国史呢?这还得从胡适叫罗研究近代史开始。
1930年夏，上海中国公学毕业的罗尔纲，就进入胡适家整理其父胡铁花遗集，并兼做家庭教师。同年冬随师到北平，从胡适著《蒲松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学到了其师“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方法。在公学里，罗尔纲写了一篇《春秋战国民族考》，到适之师家，预备要写一部《春秋战国民族史》。他写了两章请胡适看，胡说：“你根据的史料，本身还是有问题的，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古代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次年秋天，因继母林氏之敦促，罗尔纲告别老师胡适返故乡贵县，应族兄贵县公立中学校长国香(尔�)之聘，在学校任语文教员。1932年秋冬，罗在《光绪贵县志》纪事寇略里找到张家祥传，与薛福成《庸庵笔记》的《张忠武公逸传》对照，相差甚远，遂查找资料，“一个偶然的机缘，才把我引到研究太平天国――一个中国近代史专题上去”。1933年春，贵县成立一个修志局纂修县志，罗被聘请探讨太平天国史。他一边教书，一边寻找材料。年底，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脱稿。次年2月他离开故乡，重返师门。途经上海时，把书稿交给友人、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处。这年5月，罗老参加吴晗、汤象龙、梁方仲发起的“史学研究会”，任编辑。该会成员表示要象梁启超那样，献身于社会和人民新史学，而不是专写统治阶级的历史。
1934年夏天前后，被羁押在南京监狱的陈独秀，也打算做太平天国史研究。汪原放先生是仲甫先生的年家子(原放先生的尊人和仲甫先生是清末在江南读书时的同学，故有此年家交谊)。常送衣服去给他。仲甫先生叫原放先生找几本太平天国史给他看。原放先生给他买了几本坊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连罗尔纲那部放在亚东图书馆的《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未刊稿也送去了。仲甫先生特别欣赏罗的稿本，问了原放先生，才知道罗尔纲是一个跟适之师做学问的人。他同原放先生说：“请你对适之说，可以请罗先生来南京和我谈谈太平天国吗?”原放先生写信告知适之师。那时候，亚东图书馆编辑章希吕先生也住在适之师家，适之师笑对希吕先生和罗说：“仲甫也要研究太平天国，他对原放说想请尔纲去南京和他谈谈。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努力研究吧。”
1937年2月21日，罗尔纲怀着“理想的新史学应该属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的目的，经过近2年努力写就的《太平天国史纲》出版了。该书中他第一次提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民的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是具有原创性的新看法，是难能可贵的。比萧一山、简又文把太平天国称之为一场宗教革命或民族革命的看法，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当然书中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罗在当天早上7时送了一本给胡适。时胡刚从协和医院出院，盖着被躺在床上。罗说等病好后再看，胡说立即看。罗尔纲“中午回家就看到了胡适的条子，叫罗午饭后即去。那天吴晗来罗家，罗就同吴晗一齐去。到了胡适家，他已下楼在书房里等候罗。他一见罗就厉声斥责，说罗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却没有写，有失史家公正”。“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真相全盘托出，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适之师的话，令罗尔纲惊觉。“太平天国之役，十九年长期大战，毁坏了不少文物，摧残了多少都市和农村，兵灾疫疠的浩劫，生民流离的悲惨，我都搜集有此类资料，我为什么在此书中不作详细叙述呢?这便好象是有意把那些残酷的事实掩蔽了。法国历史学家凡德尔(Vandal)在开讲法国大革命的演讲时说过：‘我们的演讲，不要越出两端之外，一端是教人革命，一端是不教人革命。演讲家只能自处于历史家的地位，讨论历史，不要存什么成见，也不要预存结论，也不发表什么通融的议论’。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只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他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正违犯了章炳麟所论经师应守的“戒妄牵”的信条，也就是说违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胡适1937年2月21日日记中说：“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尔纲与吴春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例如132页说：“这种种改革，都给后来辛亥革命，以致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如何能有深重影响呢?”但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这就充分说明，胡适批评的只是该书“专表扬太平天国”，没有讲“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破坏的一面。问题是这场“破坏”谁应该负主要罪责，显然是清政府和侵略者。胡适认为美化和丑化太平天国都是不对的，而应当实事求是。胡适反对太平天国的立场是从反战、反暴力革命的理论出发的，也是以一种片面反对另一种片面，虽然有其合理性，也显然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罗尔纲的这本书，被当时《大公报》誉为一部具备时、地、人条件的好著作。当时唯一书评刊物《书人杂志》评为中国最新十部佳作之一，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把它列为唐宋以来私修史内之列，直至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史》还评论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胡适早期在经济上同情社会主义，政治上则反对之。他对苏俄大规模的政治试验――社会主义“表示佩服”，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去实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这种反对革命，主张渐进的改良道路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太平天国史纲》“教人革命”是正确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当疾风暴雨或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时，胡适主张渐进的改革，也是不无道理的，即“不教人革命”，1956年，毛泽东说：“批判吗?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胡适)还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又笑着说：‘‘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回忆胡适批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时说：“胡适白天(1937年2月21日)说的话是盛怒下的斥责，晚上写的日记却温和委婉了。但‘日记’所用‘时髦’二字，却充分说明了他对我的斥责是立场问题。但我当时并不懂得。到1944年冬后，我根据广西通志馆从湘乡曾家抄回《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和那两年搜集到的新史料，进行了研究，写成《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谬》、《常熟报恩牌坊序跋》等文后，才知道杀人放火为清朝军队所干，太平天国军队是个爱民的军队，我并没有偏袒太平天国。到1952年经思想改造后，又知道受了胡适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消极影响。胡适的这一申饬是错误的，他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是应该批判的。但他在病床上一个上午就看完了我那部10多万字的书，下午特地起床，扶病到楼下书房严肃地等候我。那一片教学生的苦心却是可见的。胡适对我的督教往往如此。这种严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阳，令人向上，使人奋发。”经过研究，罗尔纲认为胡适这个批评，也有失“史家公正”，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从上述陈独秀、胡适、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态度，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二条启示：一是史学不应当简单‘为政治服务’，按政治需要任意改写历史，使它成为“政治的奴婢”：二是义愤不能推进历史科学发展，客观主义则必然迷失方向。历史研究必须继承我国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摒弃曲学阿私的不正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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